几年来，刘宗超的生态文明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在研究与探讨中证明是正确并行之有效的全新理论。以生态文明理论为基层政府和企业当参谋、做咨询，建立了生态环境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内容的发展模式，解决了一系列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环境和发展方面的问题，刘宗超的理论和实践使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好转，经济得以繁荣，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全球“生态文明”第一人

    学物理出身的刘宗超具有扎实的数理基础和理工科培养的缜密思维。1985年他在中科院兰州分院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后，毅然奔赴新疆天山从事地球表层学和系统生态学研究。崇尚自由研究的他，以丹麦波尔的“哥本哈根”学派为楷模，大胆怀疑、积极探索自然地质环境中的问题。刘宗超在对冰川冻土融雪的研究中，发现了“地层断代”这一奇特的现象，由此开始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起源。

    十多年的自然科学工作经历，先物理、后地质，从学士到硕士，从助理研究员到副研究员，扎扎实实的自然科学研究经历使刘宗超在提出“生态文明”理论时，具备了“哥本哈根”学派所倡导的“大胆怀疑、谨慎推理、科学论证”工作方法。“生态文明”起源的论据就是在刘宗超新疆天山考察的基础数据资料，以及大量冰川时期地质地貌数据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以说，“生态文明”理论最初是源于自然科学，后来逐步扩展到社会科学、经济学的跨学科、全方位综合理论。

    刘宗超的“生态文明”理论在1985年，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触动并加快了他的理论研究。1988年，刘宗超目睹了有些地方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生态环境岌岌可危。他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社会主义应当像大海，汇集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他以多年的勤奋学习和实践积累，加之创新的勇气，打造了“生态文明”的理论。 这一理论的内涵极其丰富和深刻，概括地讲，生态文明观是以生态的理论为价值取向，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信息文明为手段，将现阶段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调整到以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为中心的发展上来，从根本上确保当代人类的发展及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理论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开天辟地般的首次提出并倡导。更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是为人类文明的进化确立了终极目标。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球生态文明观”的提出，引起中外理论界的关注。尤其是研究环保生态的青年学者，对刘宗超博士的理论创新推崇备至，他的著作在书店被抢购一空。登门求教的人络绎不绝，刘博士著作中的精彩章节更是被反复引用。高等学府中相关专业的学生论文答辩，干脆就把“全球生态文明观”理论称之为“刘氏理论”。

揭示地球表层进化过程

    刘宗超在研究中认识到，只有通过对“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把握，才能解决地球表层的综合进化问题。接着，他又将非平衡热力学、协同学等应用于生态系统的非线性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熵理论在地球表层系统研究中的困境，认为对于地球表层综合进化的研究必须引入新的概念。要用结构信息、交换信息导出的信息增殖规律来揭开地球表层的进化过程。由此得出了“地球表层系统信息增殖范型是建立全球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

    在研究中刘宗超感到以前对生态文明只是在自然科学方向上的探讨。还必须朝着人文方向和经济方面进行分析。综合研究三者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现律。

    长期深入的研究使他对生态文明观和可持续发展思想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因此，他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又转入到了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类生存环境的联系，刘宗超认识到必须强调生态经济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勾勒明确出生态文明观的框架结构，内涵及外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才能为人类重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提供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

生态文明观指导实践所向披靡

    理论的创新为实践指明了方向，刘宗超带领他的课题组在在区域经济规划中进行着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实践与探索。早在1996年，刘宗超就为湖北钟祥市进行县域生态文明与效益农业发展规划，使钟祥市跃居全国农业百强县第十名。1997年，进行了河南太康县棉麻集团生态文明企业规划。为大型农业企业指明了生态化发展道路；又于1998年在广西扶绥县上谦村创建了我国首家生态文明村，不仅建设了村级生态公园，还建设了小康生态庭院，短短几年使这个干旱缺水的小山村山清水秀农民收入显著提高，村民安居乐业，形成了生态心态两相宜的精神风貌。

    2000～2002年刘宗超又带领课题组在北京平谷大华山镇规划了我国第一个生态文明镇建设工程，他在现场蹲点两年之久，不仅对全镇进行生态建设规划，而且还推动了整个平谷县的生态经济建设。目前，该镇已形成了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新气象。为此，“全国首届生态文明与生态产业高级研讨会”在大华山镇召开，效益显著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起到了明确的示范作用，有效地推动了各地生态文明建设。

    正是在上述实践的基础上，刘宗超提出了“生态文明工程 的概念、将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化为“生产－交换－消费－服务－分解－还原－再生产”的生态工程模式，为此还成立了“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组织专家针对与生态文明建设中每个环节进行生态技术组合，将理论转变为可以规范操作的系统生态工程，构筑了从理想到现实的桥梁。2001年10月，刘宗超作为首席专家应邀在国家环保局主持的“全国生态文化高级研讨会”上做了“生态文明工程”专题报告。近两年，刘宗超巡回全国各地，进行了几十场生态文明讲座，对各省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1986年至今刘宗超先后出版了《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生态文明观与全球资源共享》、《从生态农业到规模效益农业》专著，并主持了《青藏高原的生态发展战略》的编写，在各类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生态文明与城乡生态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身体力行，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为全国的许多县市乡镇进行了生态文明与生态产业发展规划，对许多地方管理干部生态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

    刘宗超博士创立了“生态文明观”理论后，并没有在理论的书斋里固步自封，他一方面在全国各地积极奔走宣传“生态文明” 理论；另一方面还在理论和实践的交汇点上，不断进行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探索，取得了累累硕果。

    土壤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工业文明的石油农业中断了农业生态循环，人类文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刘宗超以生态文明理论做指导，有效利用秸秆、树枝、农村家畜排泄物等制成生物有机肥，从根本上解决了使用化肥对土地的危害，将农业生态断环进行了有机衔接。生态源有机肥是刘宗超以独特的思维和技术开发的优质肥料。对于恢复和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减轻化肥污染具有良好的作用。为改良土壤，为农作物创造良好生长环境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生态源有机肥料利用农作物秸杆还田，变废为宝，政府提倡，农民欢迎。刘博士发明的生态有机肥使农作物既无公害又增产，无论是粮食还是粮食制成的食品，均为国际认证的绿色食品，为农业商品化开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

    农药残留使中国仅2003年的农产品出口就遭受95亿美元损失。针对当前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物超标的问题，刘宗超与有关专家合作开发“等离子体真空减压解农残冷藏保鲜技术” ，为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物去除提供终端解决方案。在正常耕作条件下，经过该技术的处理，可解除农产品农药残留物，延长农产品保鲜期。为我国农产品畅通无阻进入国际市场，跨越绿色壁垒提供了技术保障。

战略研究 高屋建领

    正是由于刘宗超博士对生态文明的不懈追求，才使得他从物理学、地理学、生态环境的研究转向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才使得刘宗超具有了横跨文理、多次调整科研方向的勇气。他的前瞻性战略研究与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不谋而和，殊途同归。

    在2000年的“七一”讲话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指出，中国要“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提出“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将‘生态文明”写入了国家的纲领性文件。国家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以生态建设为主的重要阶段。刘博士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已经融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中。

    在理论创新和具体实践中，刘宗超认识到仅提“环境保护”是被动的，将落后于时代发展，先污染再保护将会落入污染——治理的恶性循环中。而“生态文明”建设是永恒、主动的环境改良措施。生态问题出现后，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系统。从人类进步的历程看，生态文明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阶段。

    刘博士根据几十年来对中国地质、土壤、农业的综合研究，针对我国南北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巨大差距，提出“北土南运”计划。他的计划中将北方有机质含量极高的豆科作物，制作成生态有机肥，大面积在南方施用，可从根本上解决南方土地过度耕耘、土壤贫瘠等问题。   

    搞好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代中国有识之士的责任。全民族都应当意识到，生态文明、环境优美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面对催人奋进的新世纪，刘宗超和他的同事们正以扎实的工作，超前的战略研究和硕果累累的实践，开拓着生态文明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