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观与社会发展

———从生态文明观看黄河文明及其它古文明的兴衰

 

     生态文明观是指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人类活动的积极成果总和，它标志着人类在整个生存与发展过程中超越愚昧的程度，是人类主导文化不断发展的全过程的概括和总结。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已经经历了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走向信息文明同时也孕育着生态文明。

    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都同时存在多种文明，但是总有一个主导文明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人类发展的同一阶段，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其主导文明也不相同。

    一些发达的工业国家，以信息文明为主导文明，辅助文明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一些初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的主导文明为农业文明，辅助文明为采猎文明；一些中等和高等发展中国家，主导文明为工业文明，辅助文明为农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我国正处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并重，信息文明为辅地发展阶段。

    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是随之出现的工业代谢型污染以及与工业文明相配合的资源管理模式引发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在工业文明的形成中已经孕育了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将与信息文明并列，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主导文明，人类将最终走向生态文明时代。

 

第一节   生态文明史观

 

一、地球生态文明史观

 

早在农业文明时期，就已产生了生态文明的萌芽。例如，我国《孟子》有“数署不人夸他，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荀子》有“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胜有余材也”；《汜胜之书》有“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逸周书》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之月，川泽不入网署，以成鱼鳖之长”；《吕氏春秋》有“竭泽而鱼，而明年无鱼，焚数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尤其是《齐民要术》一书中的生态学观点比较突出。“顺天时，量地理，则少用力而减功多”，“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正是上述的生态文明萌芽在指导着农业文明的发展，即使到现代，我国一些农、林牧的耕作仍然沿用这种传统方式。

    农业文明的地区分布及演化直接依赖生物圈的第一性生产力，主要依赖的是植被分布状况，关于这一论断，许多史学家都作过探讨。

    邹德秀（《绿色的哲理》农业出版社）在分析农业的起源，演化时认为；农业发生的地方是在气候温和的半干燥稀树草原的丘陵地带，因为在其他地区存在着各种生态限制因素，例如（1）农业不发生在寒带，也不在热带而在温带，北温带比南温带的条件更适宜。（2）农业发生在干旱地带，也不发生在潮温多雨地带，而发生在半干旱、半湿润地带。干旱地区没有水源，湿润地区水又太多。（3）农业不发生在森林地带，也不发生在草原地带，而发生在稀树草原地带，草原和森林早期都不易开垦。（4）农业不发生在高山上，也不发生在河川的冲积地区，而发生在丘陵地带，或河流的台地上，山地条件恶劣，水源不足，而川地经常受洪水威胁，只有丘陵地和河谷阶地是适宜的地方，有水源，又方便采猎，而且有复杂的生态条件，有可供驯化的动植物。后来由于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文明逐渐从农业生态适宜度较高的地区迁到农业生态适宜度稍低的地方。农业文明起源是多中心的，最早只有三个农业文明中心并以此向外扩散。

    1．西亚中心，后发展为西亚、北非、南欧农业文明区。主要包括中东、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冲积平原，尼里河西岸等地。

    2．东亚中心，后发展为东亚、南亚农业文明区，主要包括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东南亚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地区，著名的中华文明就在该区。

3．中美洲中心，后发展为美洲农业文明区，包括著名的玛雅文明就在中美洲。

梅掉忠夫（《文明的生态史现》上海三联书店）是一位重视自然环境与生态条件对文明史进程起重要作用的史学家，他依据生态学的演替理论提出生态史观，他将世界划分成第一地区和第二地区，以生态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发展走上不同道路的历史原因。

    梅掉忠夫认为生态学上的演替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归纳出了植物的自然共同体的历史规律，并由此推论，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也同样可以用演替理论模式的分析，梅掉忠夫依据大陆的自然生态学构造把大陆分为第一地区，处于中纬度的温带，雨量适度，土地肥沃，由于基本为森林覆盖，因此在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难以成为农业文明的发源地。第一地区处于干旱地带或干旱的边缘地带。在技术水平较低的背景下，农业文明较易发展，由于干旱地带的生态环境脆弱，第一性生产力较差，随着人口增加，容易出现资源短缺现象，干旱区的游牧民冲出第一地区对第二地区进行征服。历史上这类事件很多，因此海掉忠夫把干旱地带称为破坏力之源。

    农林经济学家岸根卓郎（《文明论此京大学出版社）认为，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母亲，森林分布状况决定了文明的基因型，认为以西玛拉雅山为界，以东、以西的气候环境的差异使东方森林茂盛、土地肥活、经济富绕，使西方贫脊，从而使．东西方文明差异更加鲜明。因为以东分布着广阔的标木阔叶雨林，以西分布着硬木针叶林，两种不同的树种孕育了现代东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阔叶文化和硬叶文化。东西方气候环境的差异产生了东西方森林环境的差异，而这两种森林环境的差异作用于文明的基因，使得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更加鲜明。文明之所以依森林移动。“是因为有了森林就有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环境，这样人类才能生存，才能创造文明。森林是人类的母亲和摇篮，文明的母亲和摇篮。人类著破坏了养育自己的森林母亲，使其沙化，那么人类将终结，文明也将消失，可谓：文明的前面是森林，文明的过后是沙漠。”

    岸根卓郎还认为，从耕作的眼光看，以阔叶林为背景发展成了阔叶林农耕文明，从采集野生薯类开始逐步吸引西方杂谷，陆稻，和豆类并长期栽培而发展起来，而对畜牧业采取拒绝态度。在很少家畜的阔叶林带，人们选择了保护森林，与森林共生的栽培道路。而以硬叶林带为背景发展成了草场文明，因为第一性生产力弱，只有不断迁徙才得以维持。现代工业文明正在草场文明的延长线上，因为草场文明是在破坏森林的基础上破坏自然，榨取自然与自然相对立，所以草场文明必然没落，与草场文明相反，森林文明延长线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森林文明必然兴盛，这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替之谜。但是随着交流速度加快，草场文明的耕作方式已输入到森林文明地区来，迅速扩展，欧亚大陆两端的森林都遭到破坏，欧洲天然的原生森林早在十六至十八世纪就破坏殆尽，现存的只是人工次生林，到20世纪的今天喜玛拉雅山以东的森林，也遭受到空前的浩劫。只有保住森林这个东方文明的基础，才能保住东方的文明。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卡特和戴尔（《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从人类与表土层的关系出发，对人类历史上20多个古代文明地区的兴衰过程进行探讨。从中得出了历史上绝大多数地区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恶化，特别是表土状况恶化的这一结论。

    表土是地球表层在整个地质期有机进化形成的，表土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于有限时段人生来说，表土几乎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表土的肥力决定了生物圈的第一性生产力，表土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源泉，是文明得以形成基础，人类的古代文明大都在下列地理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表土肥沃；灌溉水源有保证；土地相对平坦且雨量不大，表土不致受到冲刷流失。

    人类农业文明的进步和变动大多是在新土地上开始的，在诞生它的土地上兴旺与繁荣达几百年，由于对表上缺乏保护意识，第一性生产力所产生的食物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繁荣而走向没落，接着扩张开始，征服邻居和土著，新的农业文明又会在一些未开化的肥沃表土地区兴起，工业文明前几千年的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着这种过程。因此说，文明人跨过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

    早在工业文明出现以前的历史表明，就已出现了采猪型生态危机和垦殖型生态危机，致使许多地区文明消失，或被迫迁徙，重温历史，以为借鉴。

    采猎型生态危机  在人类走向文明的进程中有一条准则，那就是初级的物质生产者必须首先生产出“剩余产品”，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任何城镇，在城镇出现以前，人类主要以采集狩猎为主，火的使用就已开始了大气污染的历史，而水源因动植物腐烂而被污染的历史则由来已久，因饮水中毒致死的事则经常发生。人类当时无生产力可言，根本没有储存食物的知识，“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昼拾橡栗、暮栖土林”，过着“饥则求食、饱则弃余”的生活，无计划地滥用资源，往往因严冬和春天食不果腹而死亡，早年夭折、儿童所占比例甚大。由于植物和动物的季节性和地域分布的差异，这就规定了采集和渔猎的时间和空间制约，食物的短缺使得群落迁徙，每到一处滥用资源、采光吃光，可谓是“一扫而光，竭泽而渔”，同时由于火种失控，焚烧森林的事也经常发生。这种由于食物辰乏而造成的生态危机是当时人类根本没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造成的，其特征是区域性的和小时空的，影响范围小，恢复时间短。

    垦殖型生态危机  人类为了克服食源不足和即使不断迁徙也很难解决食源不足的困难，进行了种种探索，通过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养建立了原始农业，“刀耕火种”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真实写照，原始农业尽管很简单，然而它却给人类带来比采猎阶段更为稳定的食物来源，逐渐发展到初级物质生产者已生产出“剩余产品”的阶段，于是出现了由这些剩余产品所供养的城镇，城镇出现的意义在于有利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逐渐形成为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工具系统。

    古代农业是以垦殖为主要特征的，狭义地讲，农业一般是指农作物的种植，广义地讲。是指天然植物的采集，野生动物的捕猎、树木栽培、牲畜的饲养以及水生生物的养殖与捕捞。可以说是垦殖这一主要农业特征保证了人类通过地表植物固定太阳能，再通过食物链的形式使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要使该过程顺利进行，就要求各种生态因子的组合达到一定的适宜程度，一旦偏离了适宜程度，食物链的初级生产力丧失，食物链将瓦解，则出现垦殖型生态危机。影响食物链初级生产力的关键生态因子是表土，影响动物这一环节生产力的关键生态因子是草场柏森林，一旦表土、草场和森林受到严重破坏，农业文明则形将消失。

    岩石风化形成土壤，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土壤厚度为3D－40厘米，自然风化每300－400年才形成10厘米厚的土层，约1200年才能形成农作物生长的土壤条件，与人类使用土壤的速度相比，土壤再生产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可以说土壤几乎成了不可再生资源，因土壤的流失则造成无可挽回的生态损失，纵观世界史上古文明的变迁与消失，无不与此相关，甚至是一个主要决定性因素。

   中华文明的区域性迁移中华文明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前后起源于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它多半是在黄河流域的黄土丘陵以及一小部分在西部的塔里木盆地。然后就向东向南传播，在西部、北部兴旺发达1500年之久。这恰好相当于形成植物生长所需40厘米土壤厚度所需要的时间，西北部的文明没落后迁移到长江流域和南方。文明是如何没落的呢？

    黄河流域上层厚、松软、宜于垦殖，加上黄河及其支流河水又利于灌溉，因此黄河中下游成了我们先民的繁衍之地。先秦时期（公元前2205—684年），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比较协调，人口状况、生产力水平，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及所采取的措施等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当时的生态系统基本上保持了原始状态。黄河中游平原广阔，气候温和，植被茂密，整个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超过50％，其中关中平原森林最多，间有森林分布，也有草原地带。黄河下游地势低下而平坦，丘陵、湖泊较多，气候湿润，植被良好，整个黄河流域比较安定，一派繁荣景象，处于生态环境的黄金时代。当时农业实践已使一些政治家提出一套管理主张，“地大而不为，命日上满，人众而不理，命回人满；兵威而不止，命回武满。三满不止，国非国也”。这些见解对于今天的生态管理，也具有指导意义。

   西汉时期（公元前221－2年），由于长期的繁荣，人口达到5900多万。对粮食的需求量大，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垦殖便成了最重要的手段，因此西汉便出现了大规模的垦殖。为了垦殖，人们大量制造工具，对铁的需求量增加，河南南阳的西汉冶铁遗址。在3000M2范围内有十七座铁炉；由此可见当时的开垦规模。汉武帝迁徙70万人开垦黄土高原，使这里原来的牧区改为农业区。对黄河中游的大规模开垦，破坏了森林、草原、水土流失严重，黄河变黄，河床淤积抬高，出现频繁的改道和泛滥。关中地区原有的森林、竹林、草地大量消失或减少。从此黄河使水患人绝，到了唐代，开垦加剧，新垦土地达620万顷，开元755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使西北部风沙南进，逐渐沙漠化。

    楼兰古城作为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途径的中继站，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要冲，

繁荣达几个世纪之久，楼兰古城位于孔雀河冲积扇的下部，濒临罗布泊的北头，是一个地势平坦，河叉密布，植被茂密的绿洲，它以屯田为中心，在公元一世纪前后逐渐形成的重要城市，并于公元三世纪达到全盛期，市区面积有10万M2，人口超过一万，汉代时楼兰人已掌握了中原传入的水利技术。他们筑渠引水，灌溉面积达5 X 107M2，盛产糜子、小麦，由于农业规模扩大，他们使孔雀河、塔里木河南流灌溉农田，两河不再流入罗布泊，从而罗布泊西岸沙化，原水草胡杨丰茂之地变成风沙弥漫之处，随之耕地减少、粮食短缺、河流断流，到了公元542年，楼兰毁灭。这不仅是一个悲哀的故事，更是垦殖型生态危机的历史事实。

    巴比作文明的消失发端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两河每年泛滥，给两岸土地施肥、浇水，两河流域水草丰美，动物繁殖较快，两河流域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有着肥沃的土地，且雨量合适、地形几乎水平、表土易于保持。土地的初级生产力使农民生产出大量剩余食物，为大约1510—2000万人口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尤其是阿摩利人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在巴比伦王国的统治下，整个两河流域的平坦大地上布满巨大宽广的灌溉网，肥沃的河水驯服了，洪水顺着堤坝和人工运河疏散分流，使城市和农庄免遭损害。但是两河的发源地亚美尼亚山区的森林和草地，从历史上早期就遭到过度砍伐和过量放牧，风蚀不断剥离表土，倾注到溪流中去，顺流而下，形成淤泥，若不经常清除，这些淤泥很快就填满灌渠。清理后的淤泥沿河岸堆积成山，更难于把水引到田里，加之上游的滥伐森林和过量放牧加剧，使幼发拉底河的河床被淤泥垫得越来越高，不断改道。于是这个世界上一度最光辉古老的城市经历2000多年的兴衰演变，终于湮灭，流沙覆盖了一切痕迹，巴比伦被遗忘了2000多年才被挖掘出来。

    由于滥伐和过度垦殖造成水土流失致使古文明湮灭的例子有古印度河流域的哈巴拉文明；玛雅文明；地中海文明；腓尼基文明；古希腊文明等，由此我们得到启示，长江流域会重演黄河流域的往事吗？美国的高消费能维持多久？海水的倒灌及海平面上升，又会出现多少海水淹没下的“古巴比伦”呢？难道这不值得深思吗？

    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在研究文明之所以能出现时，一开始就是与地球表层的生态环境相联系的，提出文明产生的挑战和应战理论，他认为文明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产生的，那些“安逸的”地区要比那些“艰难的”地区更不利于文明的产生，因为“打击”和“压力”和“处于不幸地位”，有助于后者的发展和兴盛。他甚至认为整个文明的起源是来自于人类对自然界挑战的一种应战。

    例如黄河流域的艰难自然环境发源了中华文明，而长江流域安逸的环境反而不是最早产生中华文明的地区清埃及文明及苏末文明是在迎接干旱、森林沼泽的挑战中诞生的，而中美洲所产生玛雅文明的挑战是大量的热带森林，只有在农业征服肥沃的低地以后，玛雅文化才有可能出现，因为只有有组织的努力才能够控制自然生物的肆意漫延。

    工业文明以来，生态危机四伏，人类文明面临新的挑战，场因比晚年以一个大历史学家的睿智，把目光投到整个生物圈，在历史时间和全球空间的更大尺度上探讨了人类文明与其生存环境的依存关系。（《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从全球角度对世界文明史进行了全景式考察。

    生物圈的含义主要是指科学知识和物质力量发展达到一个新阶段后，地球表

层这个人类生存环境成了具有人类生态学意义上生物圈层。它是人类生存的支撑

系统，生物圈中所蕴藏的物质能量是生命的物质源泉。生物圈规模有限，所有的物种都赖以生存，再生资源可以更新，非再生资源不会再产生，即使可再生资源在有限时段内，也具有不可再生性，人类生命意识和意志的参与使当今的生物圈成了智慧圈。智慧圈对生物圈的操纵正使生物圈逐渐失去对人类生存的支撑能力。这种综合的“智慧——生物”圈层对人类的支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第一性生产力为人类提供物质条件自然过程，二是以智慧的形式支撑着人类发展的人文过程。智慧使生物圈变成了智慧圈，可能使生物圈遭到破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从而措败人类的各种意图。“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科技的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贪欲，人类使大地母亲重返青春。何去何从这是人类所面临的挑战。

 

 二、星际生态文明假说对人类的启示

      《多四季论》给我们的启示天体物理学家的约瑟夫（《未来启示录》上海译文出版社）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扩张的历史，只有通过星际扩张才能解决生物圈的污染，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唯一的选择，因为仅从经济增长方面看，每10－20年将增长一倍，但是生物圈和地球太小，而人类的潜力巨大，已经超出孕育人类的地球的能力，只有进入太空时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人口、污染等一系列全球问题。基于上述想法，天文学家在努力寻求地外生物圈，现代天文学家证明直到目前为止，在太阳系和银河系还没有找到能支持生命系统的生物圈。

    董妙先提出的多四季理论（《多四季论》武汉测绘科技大气出版社），对我们在星际水平上理解生态文明史观和确立生态观是有启示的，多四季论的核心内容

是：地球在椭圆轨道上围绕太阳公转，形成四季，周期为一年。在它参与太阳系围绕太阳系其近星系的质心公转，乃至周围银河系的银心和更大星系公转时，由于不同强度热源距离，辐射角的变化而形成多种不同程度的四季变化。较大的四季中包含着若干个较小的四季，较小四季的冷暖程度由它所处较大四季的哪一阶段来决定，太阳系的各行星具有自己的多四季，分别在特定的阶段进入生态期，因此生物圈周期性地从一个行星转移到另一个行星。

    地球上曾经历过不同周期的多四季变化，分别为1年、500年、1000年、10000

年、500万年、500万年、2600万年、2．3亿年乃至更长周期的大四季。这意味着生物圈在地球上不止一次出现。但都在多四季的冬季一冰川消失，又在间冰期或大四季的春天重新形成生物圈，从地质地理、水文、气候等意义上说，在一定的大四季里，也表现为“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冰川的形成与融化，海平面的上升与消退，气候的严寒与高温都是由大四季所决定的，生物圈在地球上能持续的时间长短是由大四季和智慧圈共同决定的，从生态文明史观角度看，智慧圈参与生物圈的全面发展，当大冬季来来临时，能够有效地保存基因，保存信息，在下一个春季来临时，再利用基因发展生物，利用信息增殖发展人类社会。

    有关生物圈在其他行星上出现过的证明已被现代空间探测陆续找到（以下资料取自董妙先的《多四季论》），最近在木卫二有稀薄空气和固态水的存在；“海盗二号”空间探测器测得火星大气中有氧气，水蒸汽、氮、氢、一氧化碳和氨，主要成份是二氧化碳，极冠有厚厚的冰层，火星上有纵横交错的干涸河床，说明冰冠曾融化过，也一定有过温暖多雨的时期，说明火星正处于它的大冬季，火星也有雕刻等文明时代遗迹。据前苏联学者尼古拉报道，据宇宙飞船发现金星上曾有2万个城市的遗迹，这些城市散布于金星表面呈车轮状分布，轮轴为中心大城市；地球上也多次发现上轮生态期出现过生物圈的遗迹，土耳其国家博物馆现藏有一幅1513年的大地图所绘制的南、北美洲的相对经度却十分准确，因为到18世纪我们才知道准确的相对经度；所绘制的南毛德地区的海岸线其沿岸的岛屿与港湾相吻合；图中还绘制了直到现代还很少探测到的地区，其中包括到1952年才被现代科学家发现的南极山脉。

    尽管《多四季论》的作者所提供的论据还不足以完全证明他的论点，但是他关于生物圈迁移和周期性出现的观点，对于我们思考生态文明问题是有助益的一。

    美国航空航天局最近发现火星上很久以前已经存在生命的证据（北京青年1996年8月22日第六版），是对《多四季论》的有力支持，这一结论是从对一块叫作阿兰山84001的岩石进行的两年多研究中得出来的。这块岩石是美国国家基金会的一个定期在南极冰面搜寻陨石的小组在1984年找到的。据认为，这块2公斤重的岩石45亿前年形成于火星上，1600万年前因爆炸飞离这颗行星，13000年前落在南极洲的冰面上。

    由麦凯领导，其成员包括来自美国航天局、斯坦福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佐治亚大学的科学家的一个研究小组检查这块土豆形状的石头的小薄片，发现很像已在地球上发现的化石细菌的微小物体。他们还发现了他们认为可能是生活在潮湿气候下的细菌沉积下来的化合物，据认为30亿年前火星上曾有过这种潮湿气候。此外，麦凯说，在这块石头的裂缝深处发现了有机物质，而且有机物质在靠近核心的地方多于靠近外面的地方。他说，这表明，这些有机物质是在这块石头震离火星前就形成的并不是地球上的细菌搞上去的。

    这一发现具有深远的含义，认为这也许会改变人类看待自己、看待世界和看待宇宙的方法。

    寻找外星生命方面的著名人物、康奈尔大学科学家卡尔·萨根说：“这是能证明地球外生命的最令人深思和浮想联翩的证据。如果结果能得到核实，那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说明生命不仅存在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太阳系中的两颗行星上，而且也存在于整个宇宙。”多四季成了生物圈周期性的大灭绝原因之一，地球上经过了许多次生物由低级向高级周期性循环进化过程，但是这种周期性的灭绝并非完全由多四季造成的，智慧圈在加速这种灭绝过程还是延长地球的生态期问题上是有所作为的，工业文明才有200多年的历史，就造成这样规模的污染，温室效应和臭氧空洞，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如果以这种速度发展，在漫长进化时期，生态期还能持续多久呢？究竟是几亿年、几万年、几千年还是几百年呢？难道我们真的希望随着生物圈从一行星转移到另一个行星时一起迁移吗？人类能等到那一天吗？难道人类还不应及时从地球生态文明史观和星际生态文明史观中受到启迪吗？生物圈的进化决定于人类，生态文明史由人类自己写。

地史上生物集群灭绝、生态期生物大爆炸的信息增殖意义

人类生存与发展究竟有没有终极目标？什么信息增殖价值观的真、善、美含义？我们人类应该从地史几次大的生物集群灭绝假说中得到启示。

    地史中生物所发生的几次生物集群灭绝疑案一直困绕着地质学家，尽管有过多种解释，但都难免牵强。

    庄寿强在《时间、穿时及地层的时差对比》（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认为，所谓的几次大灭绝，在全球范围看，只是发生在同一个地质时间而且（例如二叠纪末或白垩纪末的大灭绝），但在地球年时间下，它们之间都存在着早、晚关系，这种早晚关系有时可相差很远”，进而从真灭绝和视灭绝的角度否定了生物集群灭绝问题的提出前提。

    与上述对立，现代天文学已确认银河系是一个外形扁平，中间稍凸的旋涡星

系，太阳系位于银道面偏外系，距银心2．3万光年，离银道面25光年，以250公里／秒的速度带领太阳系其他天体绕银心公转，转一周约需2．5亿年，两次穿越银道面，由于星云对太阳光的吸收作用，可能会给地球带来冰期，但由于星云的密度不均，会有主冰期和副冰期。南斯拉夫数学家米兰科维奇的冰期理论认为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变化的天体运动因素是地球轨道的偏心率、地轴的倾斜度、岁差现象，地球的偏心率以9．2万年为一周期，地轴的倾斜度以4．1万年为一周期，岁差平均以2．l万年为一周期。米氏理论在解释第四纪冰期，间冰期的气候变化方面是较成功的。但是，米氏冰期理论无法解释在整个地史的时间尺度上为何周期性的出现5次大冰期。

    据陈裕业等《第四纪地质》，地史上曾有过5次大的冰期：其中先寒武纪有过两次较广泛的冰川发育。一次出现在距今23亿年，另一次出现在距今8—6亿年；古生代时期也有过两次较大的而广泛的冰）11运动，一次发生在距今约 4～4．5亿年，奥陶一志留纪之间，另一次发生在距今约3亿年的石炭二叠纪，第五次大冰期则发生在距今约300～200万年的第四纪时期。

    一般认为，气候变化是一种自然现象，不论是冰期或温暖时期，都不是人类和生物发展史中所谓的灾难性时期。……冰川时期同样是人类征服自然而阔步前进的时代。人类正是出现在第四纪大冰期中，人类的演化发展时期几乎全部都是在这个大冰期中渡过的。

    生物的发展是受大冰期限制的，在不同的大冰期之间存在着允许生物发展进化的生态期。大冰期则造成了脆弱生态期甚至使生态期中断，这就是生物集群灭绝的主要原因，显生宙以来，生物集群大灭绝至少有3次即奥陶纪末。叠纪末和白垩纪末。这恰与每隔2－2.5亿年为周期的大冰期相吻合，但据现有资料还无法证明，白垩纪末的那次生物集群灭绝是否有大冰期相对应。

    地球形成王距今约46亿年，在距今38亿年左右，地球表面已有流水作用；到王巨今用亿年的先寒武纪中，当太阳系在银心中，穿越星云时便出现了距今23亿年的第一次大冰川（23亿年之前尚缺乏有冰川期的证据），按 2.5亿年的周期算，其后有过5次大小不等的冰期，先寒武纪中最后一次大冰期距今约8－6亿年。以后每隔2.5亿年左右，出现一次大冰期，古生代以来，第一次发生在距今5～4．5亿年奥陶一志留纪之间的大冰期使生态状况越来越脆弱，以致予引起了距今4.5亿年奥陶纪末的藻菌植物和无脊椎动物和有脊椎动物的集群灭绝，因此只有将基因信息保留下来，才有可能在下一个生态期来临时，使信息迅速增殖，爆发式的创造出更多适合新环境的物种，从而使上一个生态期余下的生物向莫类植物和两栖类动物进化。

    据1996年8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的侯先

光、陈均远等在我国云南澄江帽天山发现距今5．3亿年（5．3亿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的寨武纪早期动物化石群，其中动物化石与现代动物形态基本相同，如节肢类、脊索类以及海绵和蠕形动物80多种分属40多个高级生物类别。地球虽然已有46亿年的历史，大约3．5亿年前生命诞生了，但其后的温长岁月里，这些生命却是藻类低等生物。到53亿年前的寒武纪，海底生物突然活跃起来，形成多种动物门类。这种突发性演化，大概只有1亿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地球史上确是短短的瞬间。之所以会产生生命大爆炸是因为以距今8—6亿年的先寒武纪的最后一次所造成良好的生态期，因这之前虽有冰期，但由于地球水份相对不足，没能造成生物信息的迅速增殖。

    从信息范型的角度看，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研究在证实了隆物世界在经历了突变过程的同时，也对达尔文进化论中的渐变论点提出了挑战。当太阳系的结构信息与银河系星云的结构信息相互作用时。其交换信息的增殖是生物发生突变的内在机理，之所以寨武纪发生生物大爆炸，是因在寒武纪之前，虽然太阳系多次穿越银河系星云，但是当时地球的结构信息的质低和量少，在与银河星云的结构信息的作用中，不足以产生强大的信息增殖，无法产生地球生命大爆炸。因此，可以推论，如果我们不注重保护物种多样性，待太阳系再一次穿越银河系星云时，我们将失去了物种增加的机会。

    到了今约3亿年的石炭——二叠纪大冰期（一般大冰期持续1亿年左右）引起了距今2.3亿年的二叠纪末的蕨类植物和两栖类动物集群灭绝，以信息增殖方式在下一个生态期又会爆发式的产生更多适应新环境的物种，上一个生态的生态又向更高一级的裸子植物和爬行动物进化。以次类推，距今7千万年的白垩纪末生物集群灭绝，也应该是距今约1亿年的白垩纪大冰期引起的，我们确信地质学家在地史中一定能找到白垩纪大冰期的证据。裸子植物和爬行类动物又以信息增殖方式在下一个生态期爆发式的产生更多物种，从而又向更高一致的被子植物和哺乳动物进化。

    现在所谓的距今300万一200万年的第四纪冰期其实并不是大冰期，根据上述每隔2一2.5亿才出现一次大冰期来推算，至少再过1亿年才真正进入有人类出现以后大冰期。第四纪冰期只不过是自白垩纪至下一个大冰期中间的小波动而已，人类正处于，白垩纪大冰期之后的生态期，下个大冰期来临还有1亿年之久，但是，人类是以智能参与地球生物圈建造的，其作用强度千百万倍地超过了非智能生物的参与强度，如果不加限制，可千百万倍地缩短这一轮生态期，因而，人类会有可能迅速进入生物集群灭绝阶段。建立地球生态文明观的目的就是要人类的生存不仅要特续到这轮生态期末，其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如何超越下一个大冰期，避免生物的集群灭绝。人类只有更自觉地提高生态文明程度和生态意识及生态伦理，才能利用生态期发展自身，完成对大冰期的最终超越。只有在这种义意上才能鉴别什么是真正的真、善、美，才能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进而从最根本上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遇到下一个真正的大冰期的挑战，被子植物和哺乳动物仍旧会适应新的环境而向更高一级植物和动物类型进化，被子植物和人类并不是进化的终结，但就目前为止，人类最多也不过存在 200万年，由于人类过份强调经济增长和享乐，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已使生态环境难以支撑人类的生存，这种过份急躁将会断送人类的进行前程。因此我们要在促进物质增殖的同时，更加注重于促进信息增殖，遵照宇宙生态期的规律，建立一种生态文明的社会模式。

 

         第二节  生态文明观的形成与发展

 

一、观念的转变：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工业文明脱胎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由农耕文明发展而来，农耕文明的特征是主要依赖动物能作为能源，也适当通过水流的能量进行作坊经营和水轮灌溉，有时也适当利用风力。在农业文明初级阶段，东西方虽然发展水平、经营方式稍有差别，但基本方面都是相同的。工具都为铁制、铁木制结合，主要利用自然力，靠农业内部循环维持平衡，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依据物候节律耕种，技术主要依赖经验。初级农业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循环利用的有机农业；多种经营的综合农业，农牧结合相互促进。

随着世界人口增长，和农业投入报酬递减，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传统农业不足以提供足够粮食的压力促使农业逐渐向工业化农业，逐渐转向对工业化的依赖，一是依赖拖拉机和配套农具的使用，二是依赖人造肥料、农药（各种杀虫剂、杀虫粉、除草剂等），三是依赖农业科技成果，四是提高农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邹德秀在《绿色的哲理》（农业出版社）中把工业化农业的特点总结为：           

（1）从以畜力为主转到以机械为主，由手工工具转到使用大机器，逐渐转向机械化，并向联合作业和自动控制方面发展。

（2）机械、能源、科学技术的密集投放、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如人工种茶、果林等，逐渐从粗放到集约，从劳力集约转到资本、技术、智力集约。

（3）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从有机循环主转为大量无机投放。

（4）大规模专业化。社会化、农、工、商、产、供、销联成一体。

（5）从种植为主的谷物型农业转到以提供蛋、奶、肉为主的畜牧业，畜牧业的比例有时高达50％以上，改变了人类的膳食结构。

目前现代农业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增加了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因为世界人口正逐渐接近60亿。必然导致农产品的需求量加大，传统农业生产经营难以解决这个难题。为了提高农业适宜度，克服自然、气候、地理等各种天然条件的约束、温室、塑料大栅已成为现代农业文明的特征之一，尤其是在寒冷地区推行温室作业，等于大大增加了土地的耕作面积，这种人造环境的生态农业可使产品量增加1一10倍；以节水为目的喷灌、滴灌等技术，不仅节水，便于补充肥料，而且还减少地表土流失；无土栽培已广泛用于蔬菜花卉、树苗、牧草等部分农作物；而且植物工厂化也是目前世界农业发展的方向之一。基因工程对于农业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不仅为现代农业注入新的活力，而且也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世界上的生物物种1000多万种，被人类开发的约3000多种，因此通过细胞杂交与基因重组导入，已获得新杂交植株30多个，如培育出的抗盐碱、抗干旱、抗寒冻的玉米新种，抗病虫的新植物品种等。以开发农业遗传资源为目的领域有动物基因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如动物基因工程（包括哺乳动物基因工程等）农业基因工程包括：增强作物抗虫性的基因工程、作物抗病的基因工程、生物固氮的基因工程、提高作物光合效率的基因工程，种子贮存蛋白的基因工程，培育抗除草剂作物的基因工程。

 现代农业的发展虽然走上了康庄大道，但是也存在着一引起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本世纪初至5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依靠工业文明、仍靠科学技术沿着工业化农业的路子走下去，就会带来农业的繁荣。到了60年代，环境污染的呼声高了，七十年代石油价格猛长，农业投入报酬递减日益明显。人们开始怀疑工业化农业之路。

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环境保护主义者威斯康星大学利奥波德就创立了“大地伦理学”（土地道德），他认为人最早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个人之间的关系，后来是处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层次上的伦理观都是为了协调人在同一个共同体中相互竞争合作从而达到共存目的的各种活动。但是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认识的深入，逐渐出现了第三个伦理层次：人和大地的关系。大地共同体除了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还包括人，人应当改变在大地共同体中征服者的地位。大地伦理的涵义是指一个事物，只有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和谐、稳定和美丽在大地伦理中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和谐是指大地共同体的完整和复杂性（保留至今尚存的一切生物）；稳定性是指大地的完好无损（维持生物链的复杂结构，还要从更高价值上去看问题）。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在30年代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后来，他又用他自己的大地伦理思想特有的观察力怀着深深的痛楚写了《沙乡的沉思》（沙县年鉴）和《像山那样思考》，但也未引起应有反响，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复苏，经济发展空前，社会较富有，科学技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其后的20多年间，西方国家一直信心十足，对人类自身的智慧十分自信。到了60年代，在繁荣、富裕的社会中所隐藏的各种矛盾都迅速暴露出来了。人们发现人类生存环境受到了伤害。 1962年，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运用了食物链的生态学原理揭示滴滴涕的毒素沿食物链自食物链顶端富集过程，警告农药不仅杀害害虫，也可杀害鸟类，甚至危及人类的子孙后代。这本书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轰轰烈的绿色运动。

到1971年，康芒纳的《封闭圈》一书面世，进一步从生态学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负面影响，对战后环境危机的根源做了审慎分析，认为战后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现代技术，这种技术往往是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的角度，或从单一消费使用的目的出发发明出来的，它忽视了整体性、忽视了生态系统这个技术赖以发展的基础。要克服危机，就要端正这种技术的价值取向，必须确立生态学的观念，同时康芒纳还指出，生态学理论和孕藏着的各种环境问题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尖锐矛盾，这就是人们对经济效益的奢望和对权力贪欲是人们不能用生态学观点来对待生存环境的主要障碍。必须采取有效的，自觉的“社会行动”，才能重建自然，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他的这种观点已包含了一些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康芒纳在探索环境问题的根源时，触及到了西方工业文明国家最敏感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极大反响，被《企业周刊》评论为是继《寂静的春天》以后，有关环境问题的最好和最有挑战性的书之一。

1972年是绿色运动进入高潮的一年，由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1972年在6月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发表了人类宣言，但是由于发达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对问题的看法不统一，认为那只是发达工业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发展问题，这次会议除发表了一些政治性概念之外，没有什么具体措施，只是暴露了环境问题。没有能找出问题的根源和责任，更谈不上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虽然是人类历史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里程碑，但当时影响不大。真正引起全世界轰动的是1972年3月罗俱乐部发表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该书以34种文字出版，发行500万册。罗马俱乐部建立于1968年4月，是由来自西方10个国家30多位自然科学家、人文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和决策人士，他们除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外，还推出了第二个报告《人类处在转折点》（1976年）、《重建国际秩序》（1976年）、《人类的目标》（1976年）、《超越浪费的时代》（1977年）、《学无止境》（1979年）、《能源：倒过来计算》（1980年）、《第三世界：世界的四分之三》（1981年）、《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1年）《通向未来的道路图》（1981年）、《微电子学与社会》（1982年）等报告。

  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权限》中，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人类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增长和自然资源、及其他一些要素的关系，提出了这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长是有极限的。他们的具体结论是：“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以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地球上增长的极限将在100年以内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状态可以这样设计，使地球上逐渐过渡到每一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这个过渡时期的实质是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罗马俱乐部的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一改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用发展的概念取代了增长的概念，用动态平衡的客观规律取代了单纯增长性的原则。1972年的美国和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处于大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对罗马俱乐部警告置若罔闻，但是，转眼间，1973年西方工业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石油危机、原油价格上涨四倍经济危机，进入萧条期，使《增长的极限冷的告诫》，得到许多人的赞赏，不仅在传播媒介掀起了关于增长极限问题的辩论，而且还成为国家、政党的政治议题，甚至出现一些绿党参与竞选，形成绿色政治潮流。

针对罗马俱乐部掀起的悲观主义思潮中对无差异增长理解的偏激，不少学者认为不能接受，其典型的代表赫德森研究所的康思和布朗。以及另一位未来学家西蒙，他们被称为乐观派，1976年康思和布朗发表了《下一下200年——关于美国和世界的情景描述》的报告，全面地批判了罗马俱乐部的观点，从而开始了“悲观派”与“乐观派”在全球问题上的世界性争论，乐观派面对同样的世界，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用另外的观点观察世界，得出与乐观派完全相反的结论，批评《增长的极限》的观点是新马尔萨斯主义，并认为人口并非按指数增长，而是按逻辑斯谛曲线增长，人口达到一个顶点后，会趋于平稳状态，在200年内（1976年一2176年），世界人口将稳定在150亿左右。认为到21世纪；将进入后工业社会，富国资金将通过就业，污染输出，旅游等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南北贫富差距将缩小；将利用太阳能、核裂变、核聚变能解决能源危机。可以通过非传统方法生产更多粮食；可以通过开发海洋、大陆架矿藏保护环境。

1981年西蒙发表的《最后的资源》一书被称“没有极限的增长”，认为人类的资源没有尽头，人类的生态环境日益好转。恶化只不过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粮食在未来将不成为问题，人口将在未来会自然达到平衡的结论，强大经济和众多的人口必定会产生出众多的知识创造者，会使人类有防止和控制威胁生活和环境的强大“武器”。

无论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有道理，也都有不足之处，虽然人类科学技术是无限的，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也是无限的，但问题在于在多大时空中思考问题，如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口发展过快，污染严重程度达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谁来负责？如果过分限制人类的福利，在自然环境面前畏缩不前，虽然科学技术开发了充足的资源能源，但却减少了了人类应该的享受和福利，谁又该承担责任？要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不仅是伦理问题，也是经济学问题。

在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以及罗马俱乐部推出《增长的极限》的同时，持有悲观论观点的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生态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的《生存蓝图》出版，从生态学的理论高度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探讨，不仅提供了大量关于生态系统的破坏、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的大量数据，而且还提出了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角度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对现存社会进行改革，不能是局部的，个别的方面，或是某个时期的，而是社会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即由目前工业高度发达的经济增长型社会，转向一种持久、平衡、稳定发展的社会。由于研究人口与环境问题时始终没引入生态经济学的方法，使得乐观派与悲观派无法协调，《生存蓝图》则起了桥梁的作用。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悲观论者修改了最初《增长的极限》中的观点，于1976年推出了第二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提出世界发展模式应该从无差异增长转移到有机增长，《增长的极限》中主张的是无差异增长，存在着增长的物理极限，为了摆脱人类困境，人类要走一条有机增长的道路，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和谐一致的整体。所谓有机增长就是把世界系统的有机增长与有机体的有机增长相类比，对于一个世界系统，它的每一部分（国家或地区）都必须对人类的有机增长做出贡献，任何一部分的不良增长不仅危及自己，而且也会危及整体，有机的相互联系将会起遏制作用，制止系统任何部分的无差异增长，世界系统的各地区无差异增长速度不同，有的缺乏增长，有的增长迅速，而且对整体造成危害。人类所面临的是控制无差异增长的根源也就是各种选择、价值观念和管理水平。

仅在《增长的权限》推出的第二年（1973年），另一位悲观派的英国生态经济学家舒马赫与同是英国人的生态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不同，他采用了比较中庸的观点和非常大众化的经济哲学方式再现了罗马俱乐部计算机做出的预测结果。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全球危机的积极方式。舒马赫的代表作《小的是美好的》（1973）自七十年代以来影响比较深远的发展经济学著作，舒马赫首先提出了中间技术，后来又提出适宜技术等观点，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依广泛的生态伦理精神，体察城市与农村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工业生活和乡村生活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以及富国与穷国、东方与西方国家的鸿沟。中间技术的思想，正是在既照顾经济增长又照顾贫困人生活的意义上提出的，他的基于人类尺度的价值原则已渗透到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他的中间技术思想现在已扩展成为工业发展，所有制变换方式，替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教育性理论。

1980年和1984新经济学研究会在伦敦和波恩两次聚会，立志要创立一门新经济学（《生存经济学》1986年），其目的是寻求个人发展和社会的公正，人类各种需要的满足，资源的持续利用和保护环境的最佳道路，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舒马赫的生态经济学观点，将经济发展中“人的尺度”与“自然的尺度”统一起来，成为一门“健全的、人道的和生态的”新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生存经济学”的目的也是促进经济发展，所不同的是它所强调的是“另一种发展”，另一种发展，首先应该是面向需求，（人的物质和非物质需求），它首先满足那些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受统治者和受剥削者的基本需求。同时通过他自己精神需求的满足来保证人类的人性。其次是由社会的价值观和未来前景来决定的发展走向。第三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在国家或国际尺度依靠其社会成员的才智和自然、文化环境、并主要靠自己发展经济。第四是这种发展最具有生态上的合理性，即要充分意识到地方生态系统的潜力和当代及后代及未来人类所受到的全球和地方的外部限制、又要合理利用生物圈资源以及共同平等地通过有效的社会技术来利用资源。第五是改革，为了了解和认识从城乡到全球范围内自我管理和决策影响范围内人员决策参与的外界条件，常常需要在社会关系、经济活动和其空间分布、以及社会权力结构方面实行变革，否则不能达到上述目标。

上述的“另一种发展现”、不仅适合第三世界，也适合工业化国家，就是说各个国家虽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论富裕程度如何，其发展目标是相同的，对全人类生存和个人生存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生存经济学》既继承了《人类处于转折点》中的有机增长的观点，又是一种可操作的实践理论。

从上面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悲观派和乐观派争论的焦点是对于增长完全不同的看法，如果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增长问题上，不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人类处于转折点中第一次用“发展”代替了“增长”，但究竟如何发展呢？经过生态经济学家舒马赫和戈德史密斯等的生态学理解，以及后来的新经济学研究会的“生存需求系统”意义上理解，以克服从“无差异增长”到“有机化增长”中所面临的人类发展同物理极限的冲突，事实上在远未达到物理极限（如资源枯渴）之前，人类就可能会遇到社会极限。因此应该从社会极限和物理极限两个方面综合考虑问题，这就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真正使这一概念在国际上得到普遍承认的是1987年“联合国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布伦特兰报告），该书对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它满足当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它包括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和关心生物群落；保护地球的能力和多样性，把非再生资源耗损减到最小，保持不超过地球的承载力；改变人们的态度和习惯；促使社会关心他们自己的环境，为综合发展与保护提供国家的框架，创立一个地球联盟。

《阿伦特兰报告》认为目前保护和保持人类进步，满足人类需要，以及实现人类抱负所做的许多努力，无论在富国还是在穷国，都是不持续的。他们在业已掠取过度的环境资源帐户上拣取得太多、太快。使得这些帐户不能支付到未来。从而只好宣布这些帐户破产。他们可以在我们这一代的结算帐单上显示盈余，但我们的孩子们则将继承赤字。我们从我们子孙后代那里借来了环境资本。而根本不打算或不希望偿还。他们可能指责我们是败家子。但他们绝不能在我们留给他们的债务上有所得。我们为所欲为，因为我们可以随意把它拿走。我们的子孙后代没有投票权；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或财政实力；他们不能向我们的决定挑战。

但我们目前极度浪费的结果正在迅速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没有选择余地。今天的决策者大多数将在地球表层系统受到酸雨、全球升温、臭氧枯竭、或普遍沙漠化及物种损失的严重影响之前去世。今天的年轻投票者大多数将仍然活着。正是那些蒙受最大损失的年轻人对本行星目前的管理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

人类有能力使可持续发展一保证既满足目前的需要，又不危及子孙后代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隐含着极限——不是绝对的权限，而是目前的技术状态和社会组织环境资源施加的限制以及生物圈吸收人类活动效应的能力所产生的限制。但是，技术和社会组织可以加以管理和改进，为经济增长的新时代铺平道路。普遍的贫穷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贫穷不仅本身是不幸的而且可持续发展也要求满足一切人的基本需要，并扩展到能使他们对更好生活的愿望得到满足的一切机会，一个充满贫穷的世界总是会引起生态灾难和其它悲剧的。

基本需要的满足不仅要求那些多数人贫穷的国家出现经济发展新时代。而且也要求保证这些穷国能得到他们支持经济发展所需的足够资源。这样的平等权利将求助于能保证公民有效地参与决策的政治制度以及在国际决策中有更大的民主。

可持续的全球发展要求那些更富足的人把生活方式控制在地球表层系统的生态资源许可范围之内——例如，控制他们的能源使用量。此外，快速增长的人口可能增加对资源的压力，减缓生活水准的任何提高；因此，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人口数量与增长同生态系统生产潜力协调一致时才能实现。

总而言之，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协调状态，而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资源开发，投资方向，技术发展的走向，及体制上的变化，都要与将来以及目前的需要取得一致。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过程轻而易举或直截了当。必须做出痛苦的选择。因此，在进行最终分析时，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政治上的意志以及国际社会和国际的有力调控。

持续发展的观念符合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愿望，得到广泛响应，1992年6月183个国家的首脑，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聚会，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制订了《世纪议程》，该议程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指导，大会签订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发表了里约环发大会宣言，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世纪议程》是在全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指南和程序。为了实施21世纪议程，联合国大会又于1992年10月30日由加利秘书长提议成立了专门的“联合国持续发展委员会”。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形成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它是在对工业文明危机的反思中诞生的，工业文明的缺陷是工业文明虽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却使人类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工业文明通过自身发展和通过改造农业文明全面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甚至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我们不能否认工业文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能把工业文明看成是把人类推进深渊的刽子手，笔者认为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是降生了一对孪生兄弟——生态文明与信息文明，信息文明是生态文明得以实现的管理手段。可以说没有信息文明生态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生态文明和信息文明是脱胎于工业文明的双胞胎

 

工业文明是一种“人类中新”文明，它以“人是自然的主人”为依据，依靠科学技术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在无限度地索取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使经济增长，以大量的物质流量，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的物质贪欲，而无视后代利益。工业文明一方面企图向外层和星际空间扩张，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工业化的农业“逼着”生物圈支出更多的“地租”。如果说农耕文明时期和初级农业文明的文明人发展特征是“走过森林和绿洲，最后留下的是荒漠”，那么工业文明时代文明人的发展特征是将面临一个丧失功能的生物圈。工业文明观是一种“人类新”价值观、经济观和发展现，仅从这一点看，这只能掩盖人类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的实质，通过“人类中心”而达到“少数富人中心和少数富国中心”的目的，从工业文明的增长理论看，不要说不影响后代人和未来人发展他们的需求能力，就连活着的大部分同代人也没有得到满足，占世界人口1人的工业文明人口占据了3／4世界财富，这种不均衡首先就违背了生态伦理和可持续发展思想。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是在人类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工业文明是对农业文明阶段人类生存环境挑战的应战，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为目标而发展经济，根本谈不上全面的生态需求。科学技术是发展生产力的主要手段，人类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和获取最大利润成了“单面人”，被全面的异化，不仅成为“生产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倍受政治和“传统经济学”的异化，尤其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早在本世纪40年代，海德格尔就开始对在工业文明中“人类中心”地位及在技术背景下“人工自然”的探讨，他在“论人类中心论的信（《拯救地球和人类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对工业文明背景下人所处的主宰地位，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人类中心论在规定人性时，把人看成世界的中心，人可以随意地支配和破坏自然，导致对人的存在的威胁，“人类中心论”的错误在于不关心存在与人类的关系，甚至总是与这问题背道而驰，加剧了对人的存在与威胁”。海德格尔所崇尚一种“人论”是“从通向存在的近处来思考人的人性”，这表明他对工业文明的沉思中已产生了生态文明萌芽，他所建立的新人论想把人类与一直被遗忘的存在问题联系起来，旨在破除人类中心论，建立人和世界、自然的新和谐关系，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达可持续发展思想，但显然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核。

在农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人类是依赖自然的物性进行生产，而工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作用是通过技术中介来实现的，那么究竟技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样的作用，为此，海德格尔发起了“对技术的追问”（《关于技术的追问》）。工业文明通过“技术展现”的方式使万物齐一化，同样也包括人的齐一化，即由于技术的“强求”和“限定”，抹杀自然物性区别，一切都服从技术的展现，服从于技术的规定性，由于技术生产，人本身和他周围的事物受一到被迫成为单纯物质的危险。工业文明把一切都看成原材料，用物质化的方式展现事物，意味着一切齐一化，把最不相同的东西和领域千篇一律化，在农业文明时期，还存着人、动物、植物和矿物之间的区别，而工业文明通过生产线和市场，使事物和物性溶化成市场价格。除此以外技术把一切都功能化，成为原材料的交付者，或逼迫交付出某种功能。人和自然被异化的顺序有如下逻辑关系，唯一地从技术交往中得到自己的规定性的事物，被降格为单纯的物质和材料，只有通过消灭它天然的和自由的本质才能达到，这样就有可能为一定的目的而把事物功能化，只有按人绝对要求通过把世界对象化才能实行，对象化是把事物作纯价格计算的条件，纯价格计算确保畅通无阻地贯彻人的意志和绝对统治，在意志的作用下，事物被构建或自我构建，成为“劳动”着的“单纯物质”，以便于通过技术把事物耗尽和被替代。

总之海德格尔的技术异化理论可以概括如下：技术活动本身是一种异化的活动，因为它把人的生存方式限制到一个狭窄的线路中，尤其当技术活动深入到各个角落，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时，这种异化作用就越来越显著了。技术活动导致人本身成为被技术化的对象，甚至世界万物都成了被技术化的对象。它们似乎只有纳入技术系统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才有其存在意义。

70年代以来，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批判，马尔库塞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哈贝尔马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认为技术生产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打破了人和自然环境的平衡，并且对使人在自我意识，自为存在，主体的人的本性等方面受到了伤害，使人成为单向的人，即人被全面异化了。法兰克福学派把海德格尔对“技术异化”批判推广到对“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的批判。

 从上述所有技术悲观论者对工业文明所进行的反思和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批判为生态文明观的出现奠定了哲学基础和价值观，生态文明现在理解人和自然关系时，把人作为自然的一员，主张生产和生活活动遵循生态学原理，建立生态化的科学技术，给技术以生态价值取向，克服技术异化，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关系。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处理好“无差异增长”和“有机地增长”的关系，在增殖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同时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建立具有经济发展一环境保护一社会公正与稳定等基本功能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与秩序；依靠不断发展的绿色科学技术，进行适度规模的社会生产消费，以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精神要求和生态需求。提高人类整体生活素质，实现“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的永续利用。

生态文明价值观是一种“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和生态经济价值观，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服从“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既能满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又能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生态需求是指满足人休养、生息、娱乐、审美、健康的空气和饮，舒适的环境等方面的生态需求。

要使生态文明成为现实，只有批判工业文明的哲学和意识方面的准备还不够，还要依靠生态文明意义上的“资源增殖和信息增殖”两个方面的支持，资源增殖的意义在于建立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信息增殖的意义在于建立生态文明的精神基础。

资源增殖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生态产业，主要包括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我国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在（《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湖北人民出版社）有较详细的论述。

生态农业是生态型集约农业生产体系，它要求以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发展农业生产，遵循生态和生态经济规律，保护生态、培植资源、防治污染，提供清洁食物和优美环境。生态农业不仅最充分体现农业的生态的本质，而且是一种人工生态系统的科学化农业。生态农业把农业文明调整到良性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形成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生态农业是生态文明时代农业生产的最佳形态，是以生态学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在开发农业产品的同时，保证可再生资源的增殖。

生态工业是一种生态可持续性工业，即在不损害基本生态进程的前提下，促进工业在长期内给社会和经济利益作出贡献的工业化模式，即“生态可承受的工业发展”，它变革了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其核心问题是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乃至消除废弃物，减轻工业谢型污染的程度，使工业排泄物达到无害化和资源化。在保证现代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还能创造丰富的生态财富，实现资源的增殖。

生态工业的得以实现的关键是以可再生资源为主的资源、能源体系为基础，走清洁生产的道路，广泛采用清洁工艺、无磷工艺等，确立绿色工业生产技术的主导地位。

在生态文明时代若没信息文明作为手段，在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中就不可能通过对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源增殖，因为信息的功能使在较少利用能源和资源的前提下对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及在全球或国家、地区大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经济运行和综合管理成为可能，只有信息功能的充份发挥，才能对全球生态危机准确把握、迅速反应和及时预警。这就是发达工业国提出建立全球高速公路和建立发达信息网络的主要原因，信息业的发展是保证人类能否生存下去必备手段。

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标志着人类进化程度，整个人类社会以技术为标志的社会演变过程，实质上是人类在信息处理问题上的不断进步，不断更新的过程。人类的发展史经历了四次信息革命（黎明《信息时代的哲学思考》中国展望出版社）。

人类社会文学史前史阶段发生的第一次信息革命，是以语言与数的观念的发生形成为特征的，它奠定了人类把自然信息转化为文化信息的基础。

农业文明阶段发生的人类第二次信息革命是以文字，以及数学的发明为特征的，在这时期，人类对文化信息的积累、储存和处理水平及信息流动范围，有很大的提高。这次信息革命，不仅推动天文、地理、历法等的发展，对于知识积累和发展大脑对全面处理信息的能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阶段重人伦、轻生产，有意排除大量自然科学和生产信息，致使中国历代知识份子的信息处理始终偏重于社会信息，而缺乏对自然科学技术的信息处理能力，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

工业文明阶段发生的人类第三次信息革命，是以牛顿物理学对大的数量化和分析数学的发明为特征的，对力的定量信息处理方法，参透到几乎所有经验科学领域，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在牛顿力学和近代分析数学基础建立起来，工业文明正是在人类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四次信息革命发生于本世纪中叶，是以信息的定量化和系统科学的产生为标志的，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对信息处理的数量和速度要求越来越高，随着“信息爆炸”，处理信息的手段也在不断提高，从“电子管时代”进入“微电子芯片”的时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极大地提高人类对信息的储存和处理能力。例如，办公计算机化，企业实行计算机管理，服务行业计算机化，工业方面实现计算机自动控制，科学研究或气象和水文等的预报系统，以数据自动采集等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而且进一步的是信息处理成了经济社会主要运作手段，信息成了后工业经济的主要财富。

笔者认为，信息选择方式几乎是人类和人类社会进化特有的进化方式，人们处理信息能力成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测度。社会进化正在缩短地重演人类自身的进化，其动力正是扩大了的“信息脑”。

信息分为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所谓自然信息指的是物质系统结构及其运动状态。能量传送语言文字、符号、图象等方式加工过的自然信息。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对文化信息处理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自然信息到文化信息转化。及自然信息增殖和文化信息增殖的结果，信息增殖量的大小和信息增殖速率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之所以能产生信息增殖在于人类大脑对信息的发生功能和信息的再造功能，因为大脑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可以把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进行综合，产生有新质的信息。这种新的综合依赖于对自然信息和社会信息选择。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有自然选择、行为选择和信息选择三种形式，自然选择是生命体被动地接受外界选择，只具有发生学意义；行为选择是指，生命体具有脑以后，有了能初步处理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力，对行为方式（反应）有了一定的选择；这种主动性的行为选择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文明社会里信息选择处于主导地位，成了人类社会进化中唯一的选择方式，因此决定着人类的社会的文明走向。信息选择人类社会的进化具有重要意义。

以自然信息为主导的信息选择决定农业文明的形式，工业文明在对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选择的前提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最近几十年来，由污染引起的生态危机导致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生物多样降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趋向单一，能为人类社会提供的自然信息也相应减少，这种减少无疑也将导致由自然信息向文化信息转换量的减少。虽然“信息爆炸”，但这种“爆炸的信息”具有单面性，人类体会发展对信息选择不可避免地具有单面性，这将降低人类社会的信息增殖速率，必将减缓文明的进程。工业文明对信息选择的单面性，还表现在对文化信息选择方面，工业文明是从西方工业国家首先发展起来的，对文化信息的选择偏量分析，偏重人对自然界的征服，对全球整体发展的均衡性的和谐文化信息选择较少，又加上受不同价值观念的约束，只注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文化信息，而不顾能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文化信息。生态文明的应该克服工业文明对信息选择的单面性，增加自然信息量，提高信息增殖的速率，用信息增殖代替人口增殖，同时增加对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文化信息选择，确保能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这就是之所以要确立生态文明观的深层原因。

正是由于信息增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信息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人类正迅速进入信息文明时代。1980年，著名未来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另一位未来家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一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都预告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二位未来学家宣称，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信息的影响迫使我们尽快修正脑中储存的形象，否则无力应付生存；信息流动加速，而且还深刻改变人们赖以行动处事的信息结构；不仅办公计算机化，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新的信息环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社会记忆，而且计算机把以前难以想象对事情非常容易地解决掉，由于计算机的高度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就业方式，改了“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本来含义，甚至也有可能改变人们的观念，从而产生新的理论、艺术，甚至新的经济和政治创建。

事隔十年，托夫勒又推出力作《权力的转移》，给予信息以重要位置。认为信息导致了权力转移的动力。信息与数据图表、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一些象征符号加上理论与实际经验的概括则成为在权力转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信息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经济的信息化，这使得许多经济发展的概念很快过时，“矿产资源与廉价劳动力将不再塑造经济腾飞的神话”，随着多媒体信息网络的出现，形成了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信息化的经济是一种快速运转经济，现存的经济秩序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信息就是财富的观念对于生态文明有着极其重要意义，因为从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以来，财富观念逐渐从物质丰富的视角转向知识，转向信息。

16世纪以前，人们认为财富主要是金和银。到17世纪，人们认为财富不仅是金银和钱，还应包括生活必需品。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重商主义经济派认为，财富包括一切产品，不论是农产品还是制造品。而重农主义经济派的魁奈认为，财富是由扣除生产成本后的剩余农产品和矿产品所创造的，商业只不过是重新分配产品，并不创造财富。而亚当斯密则认为财富是由个人或国家拥有的全部交换价值的总和，他相信只有勤奋、节俭就能创造财富。而约翰·雷认为，个人往往通过获得早已存在的财富而致富，而一个国家则往往是靠创造新的财富来致富。他十分强调发明创造是创造财富的主要途径。到了19世纪，李斯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昌盛是建立在生产能力的发展而不是财富积累基础上的。到了20世纪，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工具和机器不但是劳动的储存，而且更重要的是信息储存，因为凡是投入生产性劳动的地方则必须要同时投入信息。此外信息同资本一样可以积累和储存而备用，一国信息的储存是它的主要宝贵财产，也是财富的最大潜在来源，因为信息可以通过把“非资源”转变为“资源”，这已成为创造财富的基本原则。

在信息文明时代，人民是财富的创造者，新的创造财富的体系，主要依赖专门技术知识和组织才能与熟练劳动力的配合，同时还要依赖那种善于识别和利用市场机遇的敏锐经营头脑。所有的技巧、能力和专业知识都来自于教育，因为教育不仅包含着个人对信息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且也包含了社会对历史文化信息的积累，因此教育应该是信息文明时代的最大的财富创造行业。

汤姆·斯托尼尔在《信息财富一简论后工业经济》一书中指出：信息已经取代了土地、劳力和资本的需求，也减少了对原料的需求。它创造了崭新的产业部门、成了知识产业的原料。在后工业社会中，政府不但是最大的信息创造者、协调者和提供者，也因拥有最大的信息而成为后工业经济的投资者。信息就是财富和可以创造财富的观点已比较符合生态文明的基本原则。

信息产业的就业人员近10年来增加迅速，到80年代美国从事信息产业的人口已占就业人口的 50％以上，产值高达一万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0一60％。信息加工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活动。在信息产业方面，发展中国家，尽管起步晚，但其差距要比工业方面的差距容易缩小。信息产业缓冲一部分人口就业的压力，尤其是众多的人从事这种低能耗、少污染的工作，这就为在生态文明时代解决人口就业而进一步导致增加工业代谢污染的问题带来希望。

尽管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文明初级阶段。农业文明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只要扶植信息产业，这样便可以花很短时间滞留在工业文明时代，然后就可迅速转入信息文明时代。信息产业将为中国大量人口从事低耗能工作提供机会。这将有利于减少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所必须支付的环境代价。

根据上述文明重叠理论的分析和信息文明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应该是集中投资，大力扶植信息产业，充分利用信息是财富。可创造财富的特点，创造新的财富，利用信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管理，发展生态农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采用绿色工艺和绿色技术，避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的发展是以工业文明为先导，发展以生态农业为特征的农业文明，迅速推进信息文明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力培训信息产业人员，以保证与发达工业国始终在最小信息文明差距的前提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最终的目的是要利用工业文明发展生产力长处的同时，使工业文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限制在最小范围，为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作准备。

西方发达工业国正在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的第五次信息革命，它将引发第五次产业革命，其实质是芯片成了信息载体，成了信息的“物化”，它使信息在文化意义上成为原材料，同时芯片不仅成为在流水线上原材料，而且也成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原材料。“信息高速公路”是指建立贯通各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及普通人家庭的全国性信息网络真正的含义是“全国信息基础设施”，“信息高速公路”兴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使“地球相对缩小”使人们相距“更近”而成为“地球村民”，而在于它进一步促进信息经济的发展，如果说工业文明是以物质生产为主，以某一国、某一地区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资源，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集体约化程度，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形式。信息文明将为宏观经济信息的采集、传输、存储、共享、处理、分析综合以及提供全新的技术可能性，使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建立在及时、准确和科学的基础上。可以说信息和知识的差距，信息和知识匮乏是造成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一方面将为落后国家提供机遇，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拉大南北信息化程度的差距，进而拉大贫富差距。

中国应该抓住机遇，迎接第五次信息革命的挑战，在建立信息高速公路时，应该考虑到东西差距，沿海和内地的差距。信息文明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应该考虑先在工业文明程度高的城市间首先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在工业文明落后地区，应该在提高工业文明程度的同时加强农业文明建设。中国既有发达的工业文明也有落后的农业文明，应该区别对待，应该注重搞好信息文明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衔接。“信息高速公路”直接导致信息经济的发展，它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经济活动得以在广阔的空间，以经济、合理的方式运行，这可使信息财富的增殖空间扩大到全球乃宇宙范围。信息经济又是“低耗高效”型经济。由于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等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物耗和能耗，在信息经济中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都是下降的。信息经济避免高物耗和高速资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而又进一步促进了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成为生物圈可持续发展和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要节约资源手段。

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信息时代，通讯技术和信息加工业将会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电子突触网络使人们越来越集中，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巨大神经中枢，地球表层将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地球脑”。地球表层也因为有了“地球脑”而“觉醒”，为全球生态文明的到来提供必要管理手段。“地球脑”在于以巨大信息储存和处理能力，及时迅速有效的把握全球生物圈的各种信息，尤其是把握“全球”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的各种信息。只有这种全方位的信息把握，才能使全球生态文明维持下去。因为，自然环境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支撑系统和最初的物质的提供者，工业文明越是发达，人类控制、支配、改造环境的能力也就越大，同时，被摧毁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也就需要对自然环境运行规律的把握，辨识自然环境的种种征兆和反应并及时作出资源报警、生物圈报警、经济环境危机报警和人口报警等，以免遭受工业文明的摧残。因此说，没有信息文明、生态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生态文明和信息文明是脱胎于工业文明孪生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