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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专著>>《我们的治农方略》 |
第一章 导言
第一章 导言
（一） 为什么说本书提出的是化解“三农”问题的“另类”方案？
□什么是“另类”方案？
本书的书名为《我们的治农方略》，副标题是《化解“三农”问题之“另类”方案》。何谓“另类”方案？顾名思义，所谓“另类”方案是指与“主流”方案不同的，或者说是一种“非主流”方案。具体地说，本书提出的化解“三农”问题的方案，在很多方面有别于主流方案的“非主流”方案。这种“另类”方案的形成，是基于我们对各国农业发展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农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从不同视角研究国内农业政策而得出的，不同于主流观点的化解“三农”问题的方案。
△“另类”方案来自对各国农业发展历史的深入研究
这一方案的来历和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经历，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我们这些人（也包括许多持有类似观点而已经退休的同事和同行们）都是长期从事各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研究和教学的研究人员和教学工作者。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受国家和单位派遣先后去许多国家，进行较长时期（通常是一两年）的进修或研究，使我们有机会亲临其境地学习和研究所在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及其经验，取得了许多对各国农业发展及政府政策的感性和理性知识。正是从这些对农业发展规律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出发，紧密联系我国内农业发展的现状，对我国的农业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和看法。回国以后，我们自发地组织了持续的讨论和研究，其中也接受了当时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关于国外农业合作社的课题研究，对国内的农业政策以及我国农业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解决我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上形成了许多有别于主流观点的看法与意见。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农业发展规律，对随着经济发展即将出现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看法和对策建议。并且在国内的报刊、杂志及其他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和宣传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我们对于国内农业发展问题的不同看法和建议，引起了一些部门的领导和学者的异议和批评。他们批评我们“崇洋媚外”，企图“生搬硬套国外经验”来误导国内农业发展，等等。并且在很长时间内对我们保持着很大的压力。面对这这些批评和压力，我们经过认真地讨论研究，反复审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最终认定，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毋容置疑的。我们相信，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必定要回归到其基本的发展道路上来，最终会证明我们对于我国农业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我们对于各国农业发展史的认识
建国以后，我们国家曾经全盘否定了旧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认定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发展道路，它只能把中国引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必须抛弃。同时，我们还否定了以美国农业发展为代表的所谓“美国式道路”，认定它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全然不适用于新中国，因为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大农业”。于是，在政治上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的形势下，认定苏联的集体农庄道路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实际上，建国后我国的农业政策都是这一决策的产物。
在认真对比、总结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发展道路和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农业和其它经济部门一样，也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最终都是要沿着其自身规律前进的；违反这条规律，这个国家的农业发展就会走弯路，最终要为其错误决策付出代价。
1894年恩格斯曾在《德法农民问题》一书中，预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小农）陈旧的生产方式”，农业终将走上“工厂化”道路，农民变成“农业工人”[1]。然而，各国的农业发展史证明，农业并未按照恩格斯的预言发展，恰恰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即向着“家庭农场”的方向发展的。这是因为，农业与工业不同，它们不适合进行集体的生产劳动，而适宜于独立的、分散的劳动，特别适合于私人所有的家庭农场。因为农业劳动者只有在自己的农场里为自己劳动，才无需别人的监督，始终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进行生产劳动，从而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促使农业快速发展。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虽然重视农业的发展，但是它们并不过多地对农业经济的运营施加直接的影响。有的国家（如美国）政府甚至没有所谓的“农业产业结构政策”，只是利用农业补贴政策来影响农场主的生产计划。例如，为了减少谷物种植对地力的破坏，政府减少对谷物农场主的补贴，而增加对豆科作物农场主的补贴力度，从而引导农场主减少损耗地力的谷物种植面积，而增加增强地力的豆科作物的种植面积，最后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也就是说，在充分掌握农业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政府是可以利用政策逐步引导农业向正确方向稳步发展的。事实说明，农业的发展确实有规律可循，而且这个规律也是可以掌握的。掌握和运用这个规律可以减少农业发展走弯路，促进农业的顺利发展。
从农民的角度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他们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保持本身独立生产者的地位，而且还可以根据政府部门为他们提供的市场（包括国内外市场）信息，从取得最大经济利益出发自主地种植他们的耕地。并且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他们会积极地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努力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使自己尽快地发达起来。由此，我们相信，农民只要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信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顺应农业发展规律，他们就可以搭上农业发展的快车，使自己迅速致富，从而改变农村面貌。
我们坚信，我国农业的发展最终也必然会走上这条共同的道路，农业政策也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
△我们尊重各国的农业发展经验，但从不迷信某个国家的经验
有人批评我们“迷信国外经验”，说我们是“崇洋媚外”。这话不完全对。我们确实珍惜国外的经验，因为它们可以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前进的方向提供借鉴，可以缩短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从根本上说，在某种程度上，农业发展规律也是可以从本国的农业发展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但是由于我国政府在整个农业发展过程中过多地干预了农业生产，使农业发展规律发生严重扭曲，很难实事求是地从我国自身的农业发展过程中总结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经验和教训来。因此，我们只能通过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和总结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总结出我们需要的农业发展规律。在总结和研究各国农业发展史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经验的重要性。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经验尤其可贵。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很少直接干预农业生产，使农业发展完全处于市场经济之中，使农场主在前进和失败中最终寻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同时，各国政府也在掌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利用政策引导和鼓励农民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最终使各国的农业在较短的时期内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的经验（包括教训）是各国人民共同的财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或忽视国外的经验！
如果说我们对别国经验“迷信”的话，那也只是出于“攻玉”之心。正是由于我们全面地了解了各国农业发展的全部条件、历史和过程，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国情与我们的国情有着太多的不同，因此我们永远也不会生硬地将美国或别国的具体做法搬到我国来实施，这样做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成功的农业政策都是依据本国的国情制定出来的，别的国家不可能如法炮制。二十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在各国实践中的普遍做法与我国实际情况结合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本书详细叙述的有关“三农”问题的观点和建议，都是这样形成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这些意见和建议分别运用到了我们在全国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的实践中，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我们与“主流”观点的区别在于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
我们中间有些人在大学里是学农业经济专业的，也有的是从事与农业经济有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但当时，我们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解释政府的农业政策，以便顺利地推行政策和实现政策所规定的目标，几乎没有人去怀疑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因而也不会对现行政策提出任何改进意见和建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几乎成了研究国内农业经济问题的人的规矩。
但是，当我们走出国门，踏上各国土地，亲眼看到各国（特别是农业发达国家）发达的农业现状和广泛地接触到浩如烟海的农业经济文献时，顿时眼界大开。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国农业实在太落后了，简直无法与别的国家相比。也就是说，此时我们的视点已经开始从以往“阐述政府政策”转变到“用各国的现状和经验来重新审视我国的农业政策”上来了。对我们来说，这个转变非同小可。当我们在国内为政府政策作解释的时候，是决不会，也不可能去挑政策的毛病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犯了政治性错误。但是，当我们在国外，对比各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回过头来看我国农业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的农业出了问题。而且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我国农业的问题，不是农业发展条件的本身，而是我们的农业政策。于是，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在国外进修和研究期间，充分利用国外的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学习和总结它们的经验教训，尽我所能提出对我国农业发展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为改变我国农业的落后面貌做出自己的贡献。
正是基于这样的决心，我们义无反顾地坚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其中，有的意见和建议在社会上曾经引起过强烈的反响。例如，我们对于“以粮为纲”和“粮食基础说”（即所谓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又是农业的基础”一说的简称）的批判，就在社会上引起了长时期的争论。有许多观点和建议则是我们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到我国农业即将可能遇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针对小规模农业难以进入市场的现实，在批判“大锅饭”式人民公社的基础上，提出积极发展国际公认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走致富之路；80年代中、后期，我们针对农村劳动力过剩和经营规模过小，著书介绍了各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验，提出通过减少农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建议；同期，考虑到农村过于单调的产业结构，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国外农业和农村经济向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integration）发展的经验，建议我国按一体化原则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后来有人把它改称为“农业产业化”）；90年代初期，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们详细介绍了各国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经验，提出在国内发展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议；之后，又针对国内农业经济改革中遇到的其它难题，借鉴各国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建议，等等。
同时，我们还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建议往往由于与政府当时的政策相左而没有立即被采纳或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但是，在广大的农民和地方干部中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于是，我们把关注的目标转移到了基层，在全国各地办了很多试点，将我们的建议和我们掌握的部分有关生态农业的适用高技术直接应用到地方，指导那里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详见本书附录：《总结国际经验，走农业发展的共同道路》一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 中国农业与先进国家农业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我们中的多数人来自农村，即使出生于城市的人也由于专业的关系，与农村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村落后，农民很苦的现实，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但是只有到了国外，亲自看到了国外的农村实况，我们才真正体会到我国农业和农村有多么落后，农民生活又是多么的艰难！真正看到了我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之间如此大的差距！面对着这条巨大的鸿沟，有时简直使我们有点丧失信心。但是，反过来一想，这个差距同时也告诉我们，我国农业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从而又鼓励我们发奋图强，力争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为国家的农业发展做出贡献。
那么，我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低效率
诚然，50多年来，我国农产品的总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每亩耕地的产量（土地生产率）也增加了不少。以谷物为例，1961-2004年间，我国的谷物总量增长了1.53倍，单产增长了3.29倍。与此同时，世界谷物总产量和单产也有很大的增长，分别增长了1.57倍和1.45倍。尽管我国谷物单产增长快，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仍然很低：1961年我国的谷物单产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6%，2004年虽然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6.8%，但是，我国的单产只相当于美国的76.1%、法国的69.2%和荷兰的60.5% [2]。与谷物单产最高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差距更大。按每公顷的平均产量计算，2000年，澳大利亚的稻谷产量为12.1吨，我国大约为6.3吨；爱尔兰的小麦产量为9吨，我国只有3.8吨；以色列的玉米产量超过15吨，而我国为4.6吨。至于其它产品的产出水平，也低于许多国家。如意大利的大豆的产量为3.7吨，而我国只有1.8吨；以色列每头奶牛的年挤奶量突破10吨，而我国为1.8吨，等等。
同期，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却提高得很慢，有的指标甚至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更显得落后。例如，2003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谷物平均为1吨；而同年美国大约300万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谷物总量为3.46亿吨，平均每个劳动力生产115吨，为我国农民的115倍。如果按每个农业劳动力在1997-1999年期间创造的农业增加值计算，中国平均为316美元（1995年美元），丹麦为52809美元，荷兰为51594美元，法国为50171美元。大约是我国的160倍以上。
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始终只能养活3-4人（包括生产者本人在内）；美国1900年每个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和纤维还只能养活7人，1940年能养活10.7人，1960年能养活25.8人，1980年增加到75.7人，1989年则增加到98.8人。丹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超过100人。目前，美国农民每种3英亩（每英亩折合6.07市亩或0.405公顷）土地就有1英亩耕地上的产品用于出口[3]。
各国经验证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常要快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美国为例，1939-1988年间，美国农业每个人时投入的产出指数从10.5增加到135，增加了11.9倍，平均每年增长5.35%，约为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的2倍。生产100蒲式耳小麦（1蒲式耳折合小麦27.2公斤）投入的劳动时间从1900年的108小时减少到1982-1986年的7小时；同期，生产100蒲式耳玉米（1蒲式耳折合玉米25.4公斤）从147小时减少到3小时；生产100磅（折合54.4公斤）牛奶的时间从1910-1914年的3.8小时减少到1982-1986年的0.2小时（12分钟）；生产100磅牛肉的时间从4.6小时减少到0.9小时（54分钟）；生产100磅猪肉的时间从3.6小时减少到0.3小时（18分钟）[4]。可惜，我国的农业统计没有这一指标，因此无法进行确切的比较。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何在？
在我国，造成农业生产低效率的原因是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是：
△人多地少，农业规模过小
我国农业经营规模过小与人多地少紧密相关。我国的耕地面积只相当于全球耕地面积总数的不到1/10，却要养活世界人口总数的1/5以上。此外，这也与我国土地公有制和土地遗产是由若干继承人平均分割继承的传统观念有关。正是这些原因，使土地经营规模越来越小。目前，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约不到1/10公顷，占全球人均耕地面积的1/2弱），按总农户计算，每个农户平均规模只有7.8亩（合0.5公顷强）。与我国相反，为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各发达国家的农业经营规模一直呈现扩大的趋势。例如，第二次大战以后的半个世纪内，北美和西欧等一些主要国家的农场平均规模都扩大了一倍以上。目前，欧盟-15国的平均规模已达到约20公顷，其中英国为70公顷，法国为40公顷，德国为30公顷 [5]；美国的农场规模已增加到180公顷以上；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农场规模则都在2000公顷以上。
△生产技术落后，先进的科学技术难以推广
先进农业科技难以推广是和我国农业经营规模过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农业必须要有现代科技来装备，而现代科学技术需要大规模经营。目前，在发达国家中，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出现了很多大型的、高效的、全自动化的机械设备，农场没有足够大的规模，根本不可能采用这些技术。同时，这些技术装备的成本高昂，小规模农业也无力承受。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把如此众多的人口捆绑在极其有限的土地上，把农村劳动力成本降到了最低的程度，使雇用人工生产的农产品的成本远远低于使用机械技术生产的农产品成本，因此始终无法推广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农民只能沿用几千年来从我们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手工工具。在小块土地上，手执古老的手工工具的农民，是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实现高效的农业现代化的！
△传统的商品粮生产制度进一步降低了农业的效率
各国的经验证明，谷物种植的规模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达不到一定经营规模，农民种植谷物是要赔本的。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研究，1979年，美国各类谷物农场的最佳规模为：北部平原的小麦-大麦农场为597公顷（合8955市亩），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小麦-大麦农场为764公顷（合11460市亩），玉米带的玉米-大豆农场为259公顷（合3885市亩），南部平原的小麦-高粱农场为602公顷（合9030市亩），南部高原的棉花-高粱农场为394公顷（合5910市亩），东南部的花生-大豆-玉米农场为161公顷（合2415市亩），等等 [6]。同样，我国专家认为，根据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生态适宜度，粮食种植的适度规模在南方不低于170亩（合11.3公顷），在北方不低于500亩（合33.3公顷）[7]。可见，我国目前农业的经营规模距离种植谷物的最佳规模非常遥远。特别是像我国如此小型的农业经营规模种植商品粮更是赔本的买卖。因为谷物农场只有依靠高度机械化、科学化的大规模生产，才能通过降低谷物生产成本而取得利润。因此达不到一定规模，种植谷物是肯定赔本的。而且规模越小成本越高；提供商品粮越多赔本越多。因而，解决我国众多人口的粮食问题必须有新的思路，不能让谷物生产拖住全国农民迅速致富的后腿。
△农民的素质普遍过低
如上所述，高效率的现代农业是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联系在一起的，而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要由高素质的人来掌握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发达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它们都拥有一个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民队伍。以美国为例，早在1985年，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包括农场主、家庭劳动力和农业工人）受教育年限在12年（高中毕业）以上的占总数的2/3以上，其中农场主受12年以上教育的占75.7%，家庭劳动力占77.1%，农业工人最低，但也占到50% [8]。
但是，由于我们长期忽视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教育，很多农民从小就受不到应有的文化知识教育，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了被遗忘的一族。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我国仍有大约20%的文盲和半文盲，他们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也由于缺乏完善的农业推广体系，很多农民根本不知道科学种田。一支低素质的农民队伍是注定不可能致富的。
△农业过于依赖化肥农药
无可否认，农业化肥和农药曾经为农业增产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不仅严重地破坏和毒化了土壤，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急剧下降，而且使病虫害的抗药性增强，致使剧毒农药泛滥，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最终也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近些年来，各国的农业化学品的使用量呈现减少的趋势。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简称粮农组织，FAO）的数字，1980-2002年间，荷兰每公顷耕地的化肥施用量从859.65公斤减至366.81公斤，减少了57.3%；日本从372.59公斤减至290.63公斤，减少了22%；美国从113.80公斤减至109.64公斤，减少了3.7% [9]。
但在我国，由于目前农民已经很少使用传统的有机农业措施，农业生产越来越多地依赖化肥和农药，致使化肥的施用量至今还在迅速增长。根据FAO的上述资料，我国每公顷耕地的化肥施用量从1980年的158.21公斤增加到2002年的277.69公斤，增长了75.5%，平均每年增长2.6%。由于化肥和农药的泛滥，农产品的产量降低，残留严重超标，出口受阻，损失严重。
△农产品加工被长期忽视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埋怨说，我国粮食价格太低。事实是，由于我国粮食生产规模小，成本高，因此目前的粮食价格已经远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实际上，粮食由于是原料产品，因此它们的价格始终会处于低价位上。因为一旦粮食涨价，所有使用粮食为原料的产品都会随之涨价。等到那些产品的价格涨上去以后，粮食又会处于最低的水平。因此，农民想要富裕起来，不能寄希望于粮食涨价，而只能依靠粮食的深加工使原产品增值。因为农产品经过加工以后可以成倍地增值。重要的是，农民要设法将其增值部分尽可能多地留在自己的手中。
实际上，各国（包括我国在内）都有一个以农业生产为起点的产业链。美国称这条产业链为“食物和纤维体系”（Food and Fiber System），它包括农业生产、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其他加工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其他有关行业。它为全国提供的产值和就业岗位都相当于农业本身提供的10倍以上。农民则通过广泛组织合作社的方法参与其中，并尽可能多地将加工增值部分留在自己的手中。资料表明，在美国农场主近年的平均收入中，直接来自农场方面的收入只占1/10左右（2001年为8.8%，2002年为5.3%，2003年为11.2%），大部分来自农场以外的活动，其中农产品加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在我国历史上，我们长期忽视了原产品的加工增值问题，食品加工业极不发达。政府则一味地要求农民生产效益极低的谷物，从而使农业始终处于低效益的状态。经验证明，农民只有摆脱原料产品生产者的地位才能摆脱贫困，真正走上富裕的道路。
（三） “农业发展六要素”
在仔细、深入地对比研究各类国家农业发展历史之后，我们深信，市场经济国家所摸索出来的那条农业发展道路，比较真实地代表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但是，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农业发展的条件、政策，以及具体的措施仍然千差万别，所以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和抽象后认为，以下六条是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的最基本的、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有了这六条，各国的农业就可能比较顺利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把它们称作“农业发展六要素”。它们分别是：
□农民应该是拥有主要生产资料的独立生产者
各国的经验证明，农业生产不能像工业那样在一个厂房下进行集中劳动，而更适合于分散劳动，因此最适合于家庭农场式的生产方式。因为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最便于管理，几乎所有的劳力都会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无须雇用专人监督，成本最低。这种家庭农场的主要特点是，作为主体的农民或农场主，都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包括土地使用权）、机械设备以及其他的生产资料的独立生产者。因此，他们可以按照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自由地耕种土地,增加收入。作为证据，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农业组织形式基本上都是家庭农场，而其他农业组织形式（合伙农场、公司农场等）所占的比重很小。
与此相反，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采用集体生产劳动的国家（主要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发展都遇到了困难。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国的“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失去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就连自身的劳动力都被纳入了集体组织之内，一切生产活动都必须听从生产队长的指挥，农民没有任何生产的自主权利。结果，经济上的“大锅饭”鼓励了寄生在集体之中的懒汉，打击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每况愈下，农民生活越来越贫困，最终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正是这种局面，迫使一部分农民挺身而出，冲破了“人民公社”的桎梏，搞起了“包产到户”的改革，从而使我国农业经济走上新生之路。同样是这些人，同样是这些地，之所以“包产到户”一招就使我国濒临崩溃的农业经济起死回生，就是因为它重新给了农民以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以及进行农业生产的自主权利。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对于农业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农业生产要有一定规模，才能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
农业生产必须有一定的规模，否则，就难以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农业往往用扩大规模的方法来降低生产成本，以求达到最低成本的最佳规模，即所谓的“规模经济”。农业规模经济通常以“U”型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表示，即在一定的技术和管理条件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规模的扩大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条曲线的最低点，表示在这个生产规模下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即是它的最佳规模，或称为适度规模。农场规模超过这一最低点以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就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逐步上升，成为规模不经济。可见，扩大农场规模及提高技术装备同经济效益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是并不等于农业规模越大越好，因为农业效益还受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的限制。超过这一限制，规模扩大不仅不能带来效益的增长，反而会出现效益的下降。要想进一步提高效益，就必须继续提高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也就是说，农业必须随时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才能不断扩大规模和提高经济效益[10]。
但是，由于受自然禀赋的限制，一国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因此农场规模的扩大也有一定的限度。特别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农业经营规模不可能很大，它们以实物计算的土地生产率的增加是有限的。因此，它们必然会追求以货币计算的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例如，荷兰的耕地面积有限，虽然它采用围海造田的方法来增加耕地面积，但是它的农场平均规模仍只有20公顷左右。为了增加农场收入，他们选择了种植花卉和蔬菜等高价值农产品，并配之以高度发达的航空运输，及时将花卉等产品迅速送往世界各地，从而使全国每公顷耕地的产值1991年达到2468美元，名列世界第一[11]。同样，在我国由于人多地少，即使将来在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出去以后，农业经营规模也仍然会很小，因此我们更应该提高高价值农产品的种植比例来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不能让农民满足于种植谷物。
□发展合作社，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走富裕之路
如上所述，农民既然是以个体经营为主的个人或家庭，即使是一个拥有几百公顷土地的大农场，相对于市场而言，它们仍然是渺小的，难以单个进入市场。因此，大约在200年以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农民都先后自发地组织起合作社，将自己联合成较大的集体，以合作社的形式进入市场（包括国内外市场）。200年来，合作社已经席卷全球，成为一种国际潮流。
在历史上，各国政府对于合作社有过不同的态度。计划经济国家为了控制国家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了以“集体农庄”或“人民公社”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抹煞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业经济走到尽头，最后不得不放弃。而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坚持基本不干预经济事务的态度，放手让农民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组织和发展以服务型合作社为主的合作社制度，延长合作社的产业链，特别是鼓励它们从事农产品加工，将他们的增值部分尽可能多地留在农民的手中；并以比较准确的市场信息帮助农民，从而使各国农业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同样，政府在坚持不干预合作社内部事务的同时，积极依法从税收、贷款等方面向合作社提供尽可能的支持和帮助，使合作社事业长期繁荣不衰。
□以教育提高农民素质，促进现代农业科技的广泛使用
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面对着先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激烈竞争时代，农民必须具有较高的素养，及时更新知识，及早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因此，各国都努力建设和完善自己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还在欧洲向美国移民的早期，一些移民集团就在登陆地建立了学校，并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内，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为培养农村地区青少年成为高素质的劳动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类的农业教育体系在发达国家里十分普遍。例如，澳大利亚就建有“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和该国的正规教育连接成一个体系。这种教育制度在很多国家内被称作为“继续教育制度”或“终生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或体系的建立，为培养和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看来，我国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内，忽视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基础文化和技术教育，这种情况对于我国“三农”问题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教训，政府应该拨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义务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培养农业发展急需的众多人才。我们应该从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出发，重组国家的教育体系，把众多的教育资源组成一个统一的教育体系，以确保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国民受到应有的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文化和技术的建设人才[12]。
□农业生产应由市场来调整，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自给自足农业条件下，农民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家庭成员享用，只有少量剩余用于出售，换取生活必需品。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按市场需要从事生产活动。农民生产的大部分，甚至是全部产品用于出售，供消费者使用。但是在农业生产如何满足市场需要问题上，各类国家有不同的态度。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认为，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量的多少都会通过产品的市场价格反映出来。凡是市场上供应少，需求量大的产品的价格就上涨；反之，价格就会下降。因此，农民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产品都应该取决于市场，政府一般不加以干预。农民基本上是根据市场价格及其变化趋势来决定自己下一年度生产计划的。当然，农民要完全依靠市场价格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生产计划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因为市场价格受到供应和消费之间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农民要想掌握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变化的规律，从而适当安排下一生产季节的生产计划，除了要有经验的积累以外，更需要政府部门及其他机构（如合作社）的帮助。各国政府农业部门和合作社应该随时向农民提供下一个生产季节国内外市场对某些农产品的需求量和价格趋势预测，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此，西欧等国家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有产业结构政策，指导农民及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些国家的农民正是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及时地调整和提高了农业的产业结构，使生产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与此相反，在计划经济国家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对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大多数产品都实行了计划生产和调拨。由于政府完全控制了市场价格，从而全然阻断了市场给予生产者的市场需求信息，于是农民只能听从政府的安排。实际上，政府计划同样由于缺乏市场信息而处于盲目状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原以为通过计划可以顺利发展经济的计划经济国家，往往处于比例失调的困境之中，最终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而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
事实证明，只要将市场充分放开，让价格充分反映市场对于各类产品的需求，农民在政府和有关机构的信息引导下，就有可能使自己的生产计划基本反映市场需求。不仅如此，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各种为农业服务的行业也就会逐步发展起来，最终也会使城乡逐步发展，成为比较发达的地区，从而逐步改变农村的面貌。
□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而不必过多干预农业生产
世界各国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态度充分反映了它们的治国理念。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信，经济计划能使国家摆脱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的危险，从而走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道路。它们严格地控制着包括农业经济在内的整个国家经济，结果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境，最终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重新回到市场经济上来。目前，尽管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已经实现了这一转变，但在实际上仍然难以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阴影，要想真正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相反，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坚持市场经济原则，基本上不干预公司、企业和农场的内部事务。但是它们没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而是依法采取措施帮助公司、企业和农场的发展业务，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得到比较快速的发展。归纳起来，各国政府除了制定完善的农业立法以外，还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提供良好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
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任务是，为社会提供商业界不愿提供的、而又是公民普遍需要的“公共产品”。在农村地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修建道路（包括乡村道路）和码头、集镇的供水排水系统、垃圾和污水收集和处理系统、建立社区儿童游乐设施和公共健身设施、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等公共服务体系，为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经营和居住环境。同时，政府还要为农村社区提供良好的医疗、社会保险和社会治安方面的服务，保证农村居民安宁的生活环境，等等。
△促进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
发达国家政府十分重视国民的素质教育，除了全国有完整的正规教育系统以外，还在农村地区建立有“社区学院”。社区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为农村地区的辍学人员提供继续学业的机会；同时，也为需要改行和更新知识的人员提供进修的课程，可以获得单科成绩证书，可以作为重新就业的证明。
△提供良好的科学技术推广和市场信息服务
如上所述，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经普遍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农业推广体系通过它们的广播电视和社区的居民自治组织，及时帮助农民获得必须的信息和咨询服务。例如，在美国，政府还组织和鼓励类似“4 H俱乐部”组织的活动，积极帮助少年儿童学习科学知识；组织农村妇女学习各种手艺，料理家务，美化环境等家政服务，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等等。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以上六条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发展带有规律性的条件。纵观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凡是具有这“农业发展六要素”的国家的农业就有可能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从而成为农业高度发展的国家。凡是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农业发展都会受阻。我国农业之所以走了那么大的弯路，其根本原因也就是因为基本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目前提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正是要创造这些条件，从而可以较快地化解“三农”问题，使农业得到正常的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制定或修正农业政策，就可以使农业发展既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又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农业发展的新路来，从而尽快将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发达、农民富裕和环境优美的“生态文明新农村”。
（四） 我们对化解“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
□经济发展必然会遇到“三农”问题吗？
近几年，农民、农村和农业形势日益严峻，全国上下关注“三农”问题的呼声高企，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在化解“三农”问题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与此同时，有人认为，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三农”问题。其实不然。首先，我们所说的“三农”问题不是一般说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单纯的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而是特指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积重难返的问题。就这样的问题而言，决不是所有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一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共同作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都会及时得到解决。举例来说，如果农民在农村长期赚不到钱，生活艰难的话，他们就会离开农村，去城市或其地方谋求出路；如果农民在农村觉得官员收费过高，不堪重负，他们就会去法院告官，依靠法律来减轻某些官员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农村享受不到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他们就会向议会或政府抱怨，求得解决，或者他们会搬到义务教育办得比较好的地方等等，而不会像我国农民必须坚守在当地农村，逆来顺受地过着极其艰难的日子。当然，遭受像我国“三农”问题的国家也决不是我们中国，至少还有一些与我国国情相似的国家，也不乏有类似的“三农”问题存在。那种认为“三农”问题是经济发展中必然遇到的说法，丝毫不能推卸我们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责任。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教训，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化解“三农”问题，让广大农村居民与其他民众一样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
□化解“三农”问题从战略上应分两步走
我们认为，我国农业政策的失误是造成“三农”问题的直接原因。由于在很长时期内政府过多地从农民和农业筹集资金，支援国家建设，而忽视了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能按原来设想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反而使之呈现日趋扩大之势。但是，政策因素并非是促成我国“三农”问题的唯一原因。它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我国人多地少的自然禀赋原因。要想在如此狭小的农业经营规模下，使农业发达，农民富裕和农村繁荣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更有甚者，我国传统的由所有农民提供商品粮的制度更使“三农”问题变本加厉，使它的解决难上加难。
△第一步：调整政策，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由于过去国家为发展经济而采用包括“剪刀差”在内的各种办法，从农业和农民身上筹集资金的结果。由于政策上的重工轻农，以及大批资金被抽走，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贫困，农村发展滞后。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首先应该调整政策。作为农民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回报，国家应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的生活提供应有的补偿；终止那些不应由农民支付的收费，改由国家财政支付；加快全民的教育、农村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制度建设，让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当的福利待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裁减乡镇干部的编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给进城的农民以“国民待遇”，等等。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有助于化解“三农”问题和社会稳定。
近年来农业经济界对于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议论很多，出了不少主意，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是收效并不理想。原因何在？我们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农民缺乏组织，他们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没有发言权，无法争取和保护自身权益和利益的结果。只有允许农民组织起来，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争得应有的发言权，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否则，解决“三农”问题的愿望难以实现。
△第二步：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扩大农经营规模
二元结构的解决并不能真正化解“三农”问题，因为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多地少。因此，要彻底化解“三农”问题必须逐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按照一般规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会吸引大量农民进入城市；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土地不断地向少数农民集中，农场规模日益扩大，农业规模经济逐渐实现。在我国，由于农村人口过多，因此这一阶段的任务尤其繁重。要完成这一任务，一是要加速城市化进程，让大批农民转入城市；二是要使耕地向“有发展潜力的”农民集中，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过去很多人主张，以发展小城镇来实现农民转移。目前，由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应该发展大中城市来吸收农村居民，因为只有大中城市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小城镇不可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的。在大批农村居民转向城市以后，应该采取措施，加速农村土地向具有发展潜力的农民集中。并且在逐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基础上，大规模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和提高农业产业结构，推广最新的农作物和畜牧养殖业优良品种，提高农业的生产和经营效率，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最终实现生产发达、生活富裕和环境优美的“生态文明新农村”。
□解决“三农”问题的标准是什么？
在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随着农业生产的较快增长，农民收入必然随之增加，农村面貌也会改观。那么，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生态环境改善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解决了“三农”问题了呢？我们以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应该实现以下4个标准：
第一，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农民实实在在地拥有法律所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换句话说，农民要能够与城市居民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有就业的权利等等，从此不再受任何歧视。
第二，在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基础上，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在此条件下，国内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农产品（包括谷物）的国际贸易日趋繁荣，我国的“食物安全”得到可靠保证。
第三，在普遍推广生态文明教育、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的情况下，无论在农业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还是在食物的安全性能（food safety）方面，都要受到全国上下的高速重视，确保农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第四，在农业生产发展的条件下，使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最终达到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相当的收入水平。有人怀疑，这个目标是不难以实现的。但是，如果农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农业就会继续衰败下去。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缺乏就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要求大量进口农产品，或者继续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提高农业的利润率。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要完全依靠从国外进口是不现实的。因此，农产品缺乏必然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部门，发展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以后，才会使农业的利润率逐步下降到社会平均水平，最终使农业得以稳定下来。因此，实际上，这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终标准。
□本书的结构
第一章主要介绍我们从不同视角研究国内农业发展道路而产生的“不同看法”（即所谓的“另类”方案）；扼要介绍了我们研究世界各国农业发展历史和经验，归纳和提出了各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农业发展六要素”。我们认为，我国化解“三农”问题的目的就是要逐步创造这六条；最后，本章还介绍了我们化解“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以及本书的结构。
第二章详细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原因，以及用调整农业政策的方法，逐步缓解矛盾和最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文章指出，农业政策调整的目标是，使是政府政策更加人性化地对待农民，还他们以国家法律规定的全部公民权利；建立全民的教育、医疗、低收入社会保险体制，使他们能够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国民待遇”；减轻农民肩上的负担，努力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且在农民逐步富裕和农村环境改善的基础上，建成生态文明新农村，使农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第三章集中讨论了我们对于根据市场需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建议。我国农业效率低下固然有农业经营规模过小的原因，但是更主要的是农业产业结构滞后的结果。本章从生态农业的角度出发，认为农业应该包括绿色农业、白色农业和蓝色农业，从而大大拓宽了农业发展的视野。本章主要讨论绿色农业的结构调整问题。根据世界各国农业的发展规律，本章集中讨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在商品粮进行区域专业化的同时，用尽可能多地利用土地发展高价值农产品，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率。文章借鉴各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针对我国低效益的农业产业结构，建议在充分利用土地种植多年生人工牧草，大力发展牛、羊等草食性动物饲养业；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产品（尤其是乳制品）加工业，从而把农村的经济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四章在介绍了国内关于粮食问题的争论以后，专门谈论了我们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思路。根据谷物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文章建议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适宜于生产谷物的地区，各省区也可以在本省区内选择一些适宜于种植谷物的地方，建立若干个大规模的“商品粮生产特区”，实行谷物较大规模的区域专业化生产，广泛采用最新科学技术（包括生物技术），培育和推广最新的作物品种，提高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基本满足国内居民对于商品粮的需求。为此，国家应该加快特区内城市化建设的速度，率先放开户籍制度，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并在农民转移出农村的基础上，加速土地向少数“种田能手”集中的过程，最终实现谷物的较大规模生产。本章还就特区生产的谷物能否确保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五章是粮食问题的续篇。针对国内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议论，本章就粮食（不涉及粮食以外的其他食物）详细叙述了我们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看法。这是我们与主流观点意见分歧最大的问题。本章就“粮食安全”的概念、需要多少粮食才能实现“粮食安全”、谷物储备、节约粮食、粮食进口和政府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文章提出全国按人均200公斤粮食来安排全国的商品粮生产，减少粮食储备，保证储备粮的质量，提倡生产和储藏过程中的粮食损耗，和适当增加粮食进口等问题，并就通过制止“公款吃喝风”、鼓励国人多喝果酒、改进中餐的进食方式节约粮食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我们相信，通过对这些观点的讨论，可以缓解广大民众对粮食问题的担忧，从而有助于增强民众对于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信心。
第六章讨论了关于提高农民素质和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问题和作用。文章赞同人们强调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作用的观点；但是我们认为，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应用要以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为前提，否则科学技术不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本章还详细论述了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关系最密切的科学技术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WTO框架下，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应该是具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效的组织方式、和完善的服务体系。针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水平，我提出的现代农业发展路线是：应该旗帜鲜明地以合作经济为组织形式、以出口和满足我国城市需求为导向、以食品加工业为龙头调整农业结构，按照“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信息化”模式发展农业，走农业的“新四化”之路，逐步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高农民素质和现代科学技术应紧紧围绕“农业新四化”进行。
规模化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服务型农业合作经济体系”是世界现代农业实现规模化的最佳组织形式；标准化是与WTO接轨的桥梁和必要条件、是增强出口能力和提高中国农业的整体效益的关键；生态化是通过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使农产品跨越外贸“绿色壁垒”的根本保证；信息化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指南针”、是农产品出口的“信号灯”；而食品加工业是实现农产品增值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有效途径。所以实现农业的“新四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我们对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发挥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的主张和建议。针对农业在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以后，表现为水果、蔬菜缺乏原有味道等农产品质量下降的现象，我们通过科学研究，利用科学手段，不仅使农产品产量增加，病虫害减少，而且还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恢复了农产品的原有味道，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加速了农民的致富进程。此外，文章对土壤改良、作物茬茬等疑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技术措施和政策建议。
第七章专门论述农村人口转移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问题。本章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为了接纳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必须坚持以新建大中城市为主的城市发展方针，加速城市化进程；二是采取农民以土地换城市住房和就业机会的方法，将农村居民就地变为城市建设者和居民，加速农村人口转移的过程，并确保进城农民的“国民待遇”；三是制定法律，使土地逐步向“有发展潜力”的少数农民集中，从而确保耕地的有效、充分利用。
第八章专门论述了合作社在化解“三农”问题以及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以为，小规模农民要想进入市场，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成为较大规模的集团才能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我们在本章中详细介绍了国际公认的合作社原则和经营管理方法，主张我国尽早组织和普及农业合作社。本章认为在我国农村应该大力推广“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为此，本章还详细介绍了我们参与创建的由公司和农民共同创建利益共同体——合作社的模式和经验。文章还希望趁即将颁布实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东风，稳步推进合作社在全国的发展，加速“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
第九章重点讨论了农村人口转移、土地集中以及科技在农业中大规模应用后，农村社会将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是随着农村居民的外移，农村社区将必然进行某种程度的收缩和调整；二是随着农村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农村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业必然逐步发展起来，农村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也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地就业机会；三是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特别是随着一部分城市人口向农村地区的回流，将逐步提高农村人口对于文化和技术知识、文化娱乐的需求，从而促使农村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最终在农村地区建成生产发达、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新农村。文章最后具体介绍了我们在广西省扶绥县上兼村高的试点，具体说明了我们如何根据“生态文明”的理念，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改变成为“生产发展、农民富裕、环境良好的生态文明村”。
第十章 以工促农 提高农林综合生产能力的典范
具体介绍了我们采用生态肥料在广东惠州以种植柚木替代桉树的试验，将低效益的杂木林改变成为珍贵林木的成功经验，从而为提高山地利用效率树立了榜样。
第十一章 世界农业经济研究在中国
第十二章 中国的生产业研究实验室
附录 我们把刘振邦在1979年和1981年两度在《人民日报》上批评“以粮为纲”和“粮食的基础基础说”的文章作为附件以飨读者。
[1]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1页。
[2]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局数据库的网上资料计算。
[3] 徐更生（1991）：《美国农业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9页。
[4]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United States, pp.500-501;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1989, p.397.
[5] Eurostat(欧洲统计署)，转引自厉为民（2003）：《荷兰的农业奇迹》，第21页。
[6] USDA/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Service, Agricultural-Food Policy Review: Perspectives for the 1980’s, AFPR-4, April 1981, p.53.
[7] 刘宗超 从生态农业到规模效益农业——效益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改革出版社，2000年
[8] USDA, The Agricultural Worker Force of 1985: A Statistical Profile, ERS, AER-582, March 1988.
[9]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局网上资料。
[10] Penn, J.B., “The Changing Farm Sector and Future Public Policy: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gricultural-Food Policy Review: Perspectives for the 1980’s, USDA/ERS/ESS, AFPR-4, p.52.
[11] 厉为民（2003）：《荷兰的农业奇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第2页。
[12] 徐更生（1998）：《关于建立我国的继续教育制度的提案》，提交全国政协第九届第一次大会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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