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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专著>>《我们的治农方略》 |
前言
（一）
现在，奉献在诸位面前的是一本题为《我们的治农方略——化解“三农”问题的“另类”方案》的专著。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于化解“三农”问题全面设想。但是由于这个设想涉及的面极其广泛，真正完成的年限可能以几十年论，因此这种设想的难度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表本书的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引来同行们有关化解“三农”问题的真知灼见，为全面化解“三农”问题出谋划策、集思广益，为化解“三农”问题提出更为详细和可行的方案。我们欢迎所有对“三农”问题有兴趣的仁人志士对我们的设想提出评论和批评意见。对我们来说，所有对本书的批评和建议都是我们进一步研究“三农”问题的动力和鞭策。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长期从事国外农业经济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我们大多有在国外进行较长时期（通常为一二年）的学习、进修、合作研究的经历，对各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大部分人陆续回国后，我们自动地组织起来，从总结和研究各国农业发展历史出发，探讨农业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而研究我国农业发展道路问题。特别是针对国内的农业政策，以及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国内农业经济大好形势下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总结起来，二十多年来，根据当时国内农业的发展程度，我们研究了很多农业发展中的问题，其中有的研究在社会上曾经挑起了重大的争论。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刘振邦研究员曾两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批评“以粮为纲”和“粮食的基础基础说”[1]，在社会上掀起了悍然大波，这一争论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改革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它们对传统的中国农业发展道路提出了公开的挑战。1981年，在传统的“以粮为纲”方针受到严重挑战的同时，解放了研究人员的思想。在郑林庄教授的倡导下，在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内成立了“北京市农业经济交流会”，定期邀请在京的农业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研讨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同时，在陈翰笙和郑林庄等老前辈的参与下，国内从事国外农业经济研究和教学人员在武汉集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与会者结合各国的经验及自己的心得，对中国农业发展中的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2]。1982年10月，该研究会在合肥开会，讨论国外农业发展战略问题，与会者发表了大量文章[3]。这两次会议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它标志着国外农业经济研究和教学人员，逐步摆脱了以往单纯收集和介绍国外农业经济状况的传统模式，走上了针对国内农业存在的问题总结和研究国外农业发展的经验，并对国内农业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新模式。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接受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关于“国外农村合作社”问题的课题研究，探讨小农如何参与市场、进入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问题。课题研究完成后，由农村政研室出面于1984年底到1985年初在安徽合肥开办了三期“国外农业合作经济讲授班”，受训学员是来自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市的农业管理干部，总计有900多人。事后出版了《国外农村合作经济》一书[4]。与此同时，我们又接受当时的商业部合作经济指导司的委托编写了《比较合作经济》的高校教材[5]。此外，还有樊亢、戎殿新在深入研究美国合作社的基础上出版了《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兼论农业合作社》[6]一书。
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出现了世界性的食物短缺，食物安全（food security）成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重点研究的问题。我国当时对此了解很少。从1985年开始，厉为民组织部分研究人员，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报告，最后出版了《世界粮食安全概论》一书[7]。在21世纪前夕，厉为民针对国际上对“中国是否会使世界挨饿”的疑虑，厉为民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世纪初我国粮食安全的国际环境》（1996-1998年），对该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农业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厉为民在他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的农业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1993-1994年）的研究报告中，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其农业危机的根源，为我国农业“走出去”做了最初的探索。
由于国内农村人口过多，严重妨碍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我们自发组织研究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经验，出版了《各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一书[8]。后来，随着国内乡镇企业的发展，一些地方农民开始向乡镇企业转移，农业规模有了某种程度的扩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需要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我们及时研究和出版了《国外农业社会化服务》[9]，提出以发展合作社的形式为农业提供广泛的社会化服务。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还用了很多精力研究了“农业一体化”（integration）问题，广泛地介绍了包括苏联、东欧在内的“农工综合体”的经营与管理经验和问题，主张国内农业朝着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方向发展。可是，我们长期致力研究和宣传的“农业一体化”并未得到社会上的广泛认可，倒是有人将其冠以“农业产业化”，并经过领导采用后被广泛接受了。所谓的“农业产业化”实际上与我们推崇的“农业一体化”是一个东西。尽管“农业产业化”一词不甚科学，多数学者并不情愿接受它，但面对现实也只能认可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又比较集中地研究了可持续农业（当时称“持续农业”）。
1995年，厉为民研究员主持了农业部软科学的重点研究项目《中外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10]。研究报告深入研究了世界主要国家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的体制及其管理特点，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研究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参考意见。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开始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厉为民承担了农业部的《国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重点课题，研究了发达国家在拥有高素质的农民的条件下的先进农场结构的经验，后来又为农业部撰写了《中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比较研究》[11]的研究报告。
在发展高效农业方面，农科院农经所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多地少国家利用比较优势发展高效农业的研究》，提出了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地区，在发展高效农业时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从1995年开始，厉为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人多地少的欧洲小国荷兰为例对发展高效农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荷兰同行的支持下，深入荷兰农村，对各类农业企业进行跟踪调研，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了《荷兰的农业奇迹》的专著，多角度地揭示了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怎样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世界一流的高效农业，并且利用“大进大出”的战略，从而成为农业净出口“世界冠军”。这一研究对进入新阶段后的我国农业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12]。
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刘宗超博士为代表的具有更高学历和更新知识结构的年轻研究人员的介入，我们的研究扩张到了一个全新的生态文明领域，并且从多学科的角度，利用我们现有的关于生态农业发展的理念和某些现代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发展中闯出了新的路子。不仅在作物产量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产品的质量方面获得了可喜的进步，从而使农产品恢复了他们原有的味道，而且还可以大大改善了土质，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可见，我们研究的问题基本上是围绕着中国农业发展道路这个主题展开的。近年来，政界和研究界把我国的农业问题归结为“三农”问题，全国上下围绕着“三农”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这个论题实际上仍然紧紧地和我们上述的研究主题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目前全国上下都在为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和农村繁荣献计献策的时候，我们决定在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按照化解“三农”问题的思路进行系统地总结和提高，最终形成了这本《我们的治农方略》专著。
目前，国内研究“三农”问题的论著讨论的多数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但是我们以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所涵盖的问题要远比城乡二元结构宽泛得多，即使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了以后，“三农”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要想彻底化解“三农”问题，还必须解决农村人口转移和土地集中等问题，只有实现了农业的较大规模生产以后，农业才能发展，农民才能致富，农村也才有可能繁荣起来。因此，本书呈现给读者的是我们对于化解“三农”问题完整设想。它完整地描绘出我们关于化解“三农”问题的前景及其艰难程度。我们以为，在研究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发表这样一部著作是有必要的。鉴于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一本研究著作，因此我们愿意率先发表出来，作为大众讨论的“靶子”，以期引发更加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如果本书的发表能够在这方面起一点作用，我们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很多意见更多的是一种设想，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更长时间解决的，或者说更为遥远的政策建议，更是一种十分粗糙的设想。实际上，目前谁也很难确切地说出将来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模式。因此，我们仅仅想以这部著作引发诸位的兴趣和思考，共同来探索全面化解“三农”问题。我们相信，民间广泛地讨论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方案和建议，对未来政府的决策会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二）
这是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们经过大约十个月的努力，在集体讨论、总结和提高的基础上，分头撰写而成的集体之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本书也代表了作者以外的一部分人的观点。他们主要是与作者拥有相似经历的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与教学人员。由于对国外农业的了解，他们对改革开放表现出由衷的欢迎。如上所述，他们在老一代研究人员的鼓励下，早在1981年集会武汉，交流研究国外农业经济的心得和可供借鉴的经验，并且成立了“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尽管如此，他们毕竟分散在全国各地，虽有所交流，但是除了当时人员比较集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以外，他们基本上是各自为战，相互之间的合作不够。很多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掌握的资料，研究问题，发表文章。特别是目前大部分人员已经退休，有少数甚至已经离我们而去，很难更详细地将他们的全部观点都囊括进来。
现在看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过去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某些方面（如粮食问题、合作社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一体化发展问题、农业社会化服务等问题），而对于另一些问题（如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发展、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农村社区组织演变及新农村建设等问题）涉及不多。因此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重新进行研究，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在这部分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之间的意见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本书体现的主要是我本人的观点。如果在本书观点上有任何谬误，其主要责任当然由我本人责任。为了让许多读者能够感受我们未来的学术走向，特辟三章分别介绍中社会科学院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广东惠州龙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热带珍贵树种种植基地（一个在我们的学术思想和技术支持下高效生态农林企业典型示范）。
本书各章的初稿分别由下列人员提供：徐更生（第一、二、四、八章）、刘振邦（第三章）、厉为民（第五章）、刘宗超、刘春芳、魏蔚（第六章）、孙振远（第七章）、张伟（第九章）、刘宗超（第十章 以工促农 提高农林综合生产能力的典范）、徐更生（第十一章 世界农业经济研究在中国 ）、刘春芳（第十二章 中国的生产业研究实验室）。此外，鲁明中叶提供了部分稿件的初稿。由于长期的合作研究，大家志同道合，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整个写作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诸位初稿撰写人都提供了很好的稿子，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由于这毕竟是一本专著，考虑到全书体例和观点的统一，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对有的稿子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尽管我尽可能多地保留了原作者的精彩观点和资料，但我在统稿过程中，毕竟使原稿有面貌全非的感觉。对此我向同事们表示歉意。如果有任何错误，当然是我个人的责任。
（三）
本书从写作到完成，始终没有离开过周围同志们的鼓励和帮助。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本书不可能如期奉献给读者。说句实话，尽管过去在研究和写作个别文章的时候，始终对一些问题振振有辞，把握十足。但是一旦到了成书的时候，要设计全面化解“三农”问题的整体蓝图的时候，却觉得自己对问题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不免产生犹豫和彷徨，写作断断续续。正是在这种困难时候，是同志们给我鼓励，指点迷津，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勇气。因此，我要对他们说的一句心里话是：本书的写成和出版全靠你们的帮助，谢谢你们。
深圳市人大代表庄成茂先生，是我国工商界的精英，他虽然在房产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深圳、珠海创建了一批标志性生态住宅园区，但他对农林业的赤子之心未变，2003年，斥资数千万元与中社会科学院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合作在惠州创建了龙园生态园柚木规模化种植基地，进行柚木替代桉树的开拓性探索，该模式无疑将会改变中国南方地区的经济林的生态化发展模式，我国南方的赤红壤地区的土地资源将会得到最佳配置和利用。它的成功不仅为我国提供以工促农 提高农林综合生产能力的示范，而且也丰富了我们的世界农业经济研究内容。我衷心地感谢他对世界农业经济的实践性参与。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在成书过程中曾经帮助过我的很多同志。其中，刘宗超博士在百忙之中，对本书的很多稿子进行了认真的审阅，特别是对第六章的书稿花费了很多心血。由于魏蔚博士要去法国进行合作研究来不及完成全部初稿，是刘宗超承担了对稿子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补充，及时完成了任务。此外，他还对大部分稿子进行了修改和审阅，为本书增色颇多；厉为民研究员不仅阅读了大量书稿，还对许多稿子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当时身居国外的李成贵研究员阅读了本书的一部分稿子，并作了认真的修改；孙振远研究员还带病坚持写完了初稿，表现出他对本书的认真态度；刘春芳研究员修改和审阅了全书的稿子，并对文字进行了梳理和润色。此外，潘晨光研究员对本书的写作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所有这些都是对我本人的最大支持和帮助，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孟昭宇社长的大力支持。当他得知我正在写作的这本书以后，立即让三编室主任冯斌编审与我联系，为本书的印刷和出版提供了很多具体帮助。此外，在整个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很多同志和朋友都曾对我们有过帮助，我一并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要感谢我的夫人唐淑仪副主任医师。四十年来，她无怨无悔地承担了全部繁琐而沉重的家务劳动，让我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工作。因此，我一生中如果有任何一点成绩的话，是与她对我的关爱和牺牲分不开的。我的儿子（谡）和女儿（祎），特别是两个可爱的孙女（美辰，Lillian）和孙子（世元，Brian）始终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和精神支柱。当然，我也要感谢我的儿媳（李永明）和女婿（陈庚葵），是他们给了我们儿女两家的和睦和幸福，从而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我将此书献给他们，报答他们对我的关爱和支持。
徐更生（签字）
2005年12月于北京永安南里寓所
[1]刘振邦：《改革传统的农业观念，走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人民日报》1979年7月31日；《粮食基础说质疑》，《人民日报》，1989年3月23日。
[2] 本次会议的论文集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它的编者在书名上准确地冠以“农业一体化”的字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农业发展的总规律。实际上，以后关于农业问题的争论都是围绕着“农业一体化问题”展开的。
[3] 参见论文集《国外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
[4] 徐更生、刘开铭（1987）：《国外农村合作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
[5] 徐更生、熊家文（1992）：《比较合作经济》，中国商业出版社。
[6] 樊亢、戎殿新（1994）主编：《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兼论农业合作社》，经济日报出版社。
[7] 厉为民主编（1988）：《世界粮食安全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 戎殿新、司马军（1889）主编：《各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
[9] 宣杏云、徐更生（1993）主编：《国外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 该论文摘要（《论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刊登于《农业经济与科技发展研究1996》，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8月。
[11] 该论文载于杜青林主编：《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1月。
[12] 厉为民：《荷兰的农业奇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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