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文明观的思考，我是从1985年开始的。至今已有10

年。1978年至1982年的大学期间，我在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随杜

宜瑾教授、黄显昌教授主攻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初步接触到系统概

念，尤其是嫡概念的宏观热力学表述和统计物理的微观系统表述方

式，初步认识到宏观系统、微观系境和层次级别对应的辩证关系，并

以“论熵理论的热力学表述和系统表述的统一性”为论题作为毕业论

文。1982年至1985年，我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攻读

寒区热力学方向的硕士学位．在丁德文教授指导下继续非干衡热力

学、非平衡统计物理和地球表层系统分析的学习，主要是以系统科学

为指导研究地球表层的演化，以“地球表层多孔介质相变”为论题，进

行了深入研究。论文发表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和美国陆军工程部的

《COld RegIoo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获硕士学位后，我又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地理研究所从事寒区地

表传热研究，主要研究山地积雪的热学特征及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我当时认为，融雪的水文特征是由下垫面及雪层这种多孔介质内由

固相变为液相的相变过程决定的，能量来源是地表热流和太阳短波

辐射，长波辐射平衡的能量大小决定了雪层的相变的快慢，相变潜热

又提高雪层温度，进而调节融雪量的大小，因而用传热学与不可逆热

力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是比较合适的。带着这种想法，从1985年

2月至1986年3月，1986年10月至1987年4月，我和课题组另外

两个成员蔡国堂、孙莉连续两个冬季进驻中国科学院天山积雪站，进

行野外观测。

    积雪站位于新疆伊犁的巩乃斯山谷，周围山峦相连，阴坡原始森

林覆盖率达90％以上，阳坡为草甸。白天，阳光洒在挂满新雪的森

林上。一往无际的茫茫雪原纯洁无瑕。夜间，大森林的松涛伴着流淌

的河水，不时传出野兽的嚎叫以及马鹿觅食的蹄声。清晨踏雪，除见

到动物在新雪地留下的蹄印，还可见到马鹿、黄羊的尸骨，让人感到

一种凝固了的运动，一种被食物链震憾的真实感受。尽管美丽的山

川由秋天的金黄色变成白雪皑皑的世界，但到春季又由白变绿、变

青、变红，变得山花烂漫。山顶积雪，中山带为针叶林、栎树、桦树和

雪松，山脚下是绿嫩的草场，垂直分异明显；剖面清晰的河冰环绕着

心滩的红柳树，水面有几只野鸭畅游。这种造化对于整日与之厮守

的我来说，真是太亲、太近了，很难辨认我与自然存在的差异。寂寞

时面对高耸的群山引吭高吼，山仍未被唤起，依旧只有那的阵阵松涛

及不息的河流与我共鸣。自然所给予我的孤独感，与繁华的社会经

济系统形成了强烈反差。闹市的记忆与自然原始的振颤使我从对比

的角度认识我面对的自然环境。只有在那时，我才探深体会了英国

18世纪生态学家怀特的自然主义心境，感受到了怀特的“大自然是

位经济大师”一语的深刻含义。

    其间我认真研读了进化论斗士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梅

卓忠夫的(生态文明史观)和拉兹洛的(进化一广义综合理论)等三奉

书，这三位学者的思想给了我很大启迪，使我在认识世界中转换了视

角，即以全息的观念和历史的观念来看问題，为我的学术思想从物理

观转向生态文明观打下了基础。从融雪期积雪表面反射率变化形成

的正反馈融化机制，与全球气温升高、促进融雪进而加速海平面上升

这一思路转到对全球问題的关注，我开始用系统科学的思想研究部

分与整体的联系，从整体出发寻找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鉴于森林覆

盖率对积雪融化的影响，我把寒区积雪地区分为生态系统、积雪系统

和积雪雪质系统。在融雪径流对农牧业影响的研究中，发现植被覆

盖及下垫面草甸性质的重要作用．这一工作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植被的破坏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非线性影响。我怀着对大自然崇敬心

情离开天山深处，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深深记忆着这个时期思想

的转变，当时我曾用几句话描述自己的心情：“积雪站小大天地，饮冰

吞霜倍砥砺．麾来青山化作火，燃出春水奔东去。”  ．

    1987年的一年间。我为了理解全球问题中的非线性现象，求教

于新疆大学非干衡统计物理教授任光跃先生，学习非线性动力学，又

向哲学教授刘粤生先生请教对自然的认识论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

思考，我认为应该将物理学与生态哲学联盟才能从深层次上认识到

地球表层是人类生态系统的承载体，如果仅从物理学的观点出发是

难以认识地球表层综合进化规律的。此外，还应该考虑智能的因素。

带着这一想法，1988年至1991年我又到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生态开

放研究室向生态学家马世骏先生、地理学教授牛文元先生、人类生态

学教授王如松先生请教人类生态学问题。在系统生态开放研究室的

几年间。又进一步认为只有通过对“自然一社会一经济”复合系统的

把握，才能解决地球表层的综合进化问题。其间，我首先将非平衡热

力学、协同学等应用于生态系统的非线性行为研究，分析了熵理论在

地球表层系统研究中的困境．认为对于地球表层综合进化的研究必

须引入新的概念，要用结构信息、交换信息所导出的信息增殖规律来

揭示地球表层的进化过程，并先后研究了地球表层系统从结构属性

到功能属性的信息增殖过程、地球表层在参与功能和认识功能相互

作用中的信息增殖过程、地球表层系统的进化是信息增殖与熵增的

对立统一过程。通过对地球表层信息增殖过程的分析，得出了“地球

表层系统信息增殖范型是建立全球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这一结

论。同时还按照上述思路写了3篇论文，先后在<熵的大论战)文集

和(自然杂志)上发表。

    1990年以前我对生态文明观只是在自然科学方向上的探讨，缺

乏人文方向和经济方面的分析，因面是不完备的。1993年我师从科

技哲学家黄顺基教授。在黄顺基教授的指导下，深化了对于这一问题

的认识。尤其是黄顺基教授对生产力自然屑性和社会属性探刻分析

及其提出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论点，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对生态文

明观和可持续发展思想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必须转向关于人类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意识及生态伦理研究。必须更深入了解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与人类生存环境的联系，必须强调生态经济学在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进而只有明确生态文明观的框架结构、内涵及外延对人类

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才能为人类重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提供生

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

    1994年在黄教授指导下，以“生态文明观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为题撰写了文章(<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3年第9期)论述了中

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认为中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的主要

制约因素是人口骤增，资源贫乏，生态环境恶化以及高投入、高能耗、

低产出的产业运营方式，其根本原因是没有理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

与生态文明的关系，而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于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生

态文明观，建立一套立足于生态文明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生态化

生产力构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发展模式，进而

解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1994年至1996年，我工作的重点是进行生态文明的实践，如在

我国发展较快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深入考察，井选定罗浮山地

区为研究对象进行风景名胜区可持续发展的景观生态规划；此外还

选定泰山东麓碧霞湖景区进行生态旅游规划，选定呼伦贝尔大草原

上的海拉尔市进行車原，森林的生态保护与旅游规划，选定湖北省钟

祥市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效益农业建设试点。这些实践进一步完善了

生态文明观和深化孓对我国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看法。改革开放15

年来，我国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沿海和内地一些经济较

发达地区，设置了许多经济开发区，中小城镇建设加快，但是随之出

现了一些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房地产业的不正常发展，盲目使用土

地现象严重；由于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收益较差。致使很多土地弃

耕；由于到处建厂，开山毁林，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由于盲目上’些污

染项目，只追逐利润、不顾环境，致使许多地区的居民失去了正常的

居住环境。这种以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做法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

期行为，从长期看来是得不偿失的，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我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究竟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

题，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通吗’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证明，仅

仅依靠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

解决问题。如何通过国家加强宏，0调控来纠正市场失灵，处理好环

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我研究生态经济中的困惑点。

    通过对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研究，我进一步认识到，仅

建立一套立足于生态文明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生态化生产力构型

的国民经济体系是不足以解决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必须深入

研究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与对策。

    人口、资源和环境是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主要制

约因素，只有理顺与我国人口、资源和环境相适应的经济政策，才能

真正实现持续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强调了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并号召全党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

战略”。然而，至今作为制订政策的理论依据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尚未建立，这种经济学理论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现状极

待改善。正是肩负着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建构的历史使命。我拜

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为师，同时又就教于环境经济学教授张象枢

和农业经济学教授鲁明中，于1995年10月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博士后流动站潜心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并进行实际案例分

析。令我兴奋地是中国农民的创造性实践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样板．湖北省钟祥市的效益农业建设是我国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成功模式。是实现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

径，这是我对钟祥农业进行深入考察后所得出的结论。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不断地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第一位。但是中国

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和科技水干都比较落后的条件下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这使本来就已经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

临更大的压力。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国的社会

经济条件和走过的历程，应该认识到通过高消耗追求单纯经济增长

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和未来的发展，

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井能满足

当代人需求而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

路。

    我国目前还在沿袭传统的非持续发展模式，必须迅速扭转这种

被动局面。构建一个综合性的、长期的、渐进的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框

架相对应的政策体系和技术体系，是争取美好未来的新起点。

    通过多年研究，我明确到了那种把信息文明与生态文明割裂的

观点是错误的．从而基本上理顺了生态文明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

信息文明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

展，是人类社会一切行为基础．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伦理和道德水

平，对于维系人类的延续和发展至关重要；同样，生态文明和生态伦

理的确立，对于人类和作为生命支持系统的大自然这个超复杂巨系

统的协调发展和延续存在也是至关重要的。

    生态伦理学是研究人类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科学，其主要目

的是确立与制定人类和自然交往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是确立生态文

明观的基础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思想基础。

    要实施可持续发展这一重大战略，仅靠政策和法制是难以实现

的，还必须在广大群众和各级决策者心目中树立起生态伦理、生态意

识和生态文明的新观念，彻底扭转那种．生产力就是人类改造自然，

战胜自然的能力”的传统观念，把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变成自觉行

为。只有确立生态文明观，在生态文明意义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

产力，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把环境资源资产化、价格化，才能实现社会

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系统运行的良性循环。所以说生态文明和生态伦

理在国民经济体系可持续发展建设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非常遗憾的是，生态伦理在中国的发展却步履艰难，主要原因是

传统的伦理观念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內，而生态伦理就是要打

破这种传统，把道德观念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使伦理学也同

样反I，l现时代变化着的人类利益关系。生态恶化已危及到了人类的

生存，将自然和人类分离的“人类中心主义”传统观念已不再适应现

时代的发展，应该进行深该反思，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针对工业文明所引发的人口、环境与发展困境，应该确立一种新

发展意识的文明观──生态文明观，它继承和发扬工业文明的长处，

把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调整到．以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为中心”

的发展上来．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只有与自然界相

协调，共同发展，才能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1994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21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研讨会”。

这次会议的倡仪者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和著名物理学家周光

召，这绝非偶然，而正说明了人类的科学智慧已逐渐转向对于人类及

其生命支持系统的关注。这就是笔者曾与李政道教授所讨论过的

“科学家的世界图景正从物理观转向生态文明观”。

    我所提出的生态文明观念，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是在对工

业文明危机的反思中诞生的。工业文明的最大成就在于产生了一对

孪生兄弟──生态文明和僧息文明，信息文明是生态文明得以实现

的管理手段，要实现生态文明，仅仅批判工业文明还不够，应该吸收

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依靠资源增殖和信息增殖。资源增殖的意义

在于建立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信息增殖的意义在于建立生态文明

的精神基础和管理体系。资源增殖的途径是发展生态产业和利用科

学技术开发潜代产品；信息增殖的途径在于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发展

信息产业、加强科技文化知识和生态文明意识的传播、普及和教育。

中国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开展全方位的生态建设，还要重建生态伦理

的价值观和经济新秩序。    一

    我认为生态伦理的信息增殖基础分为自然信患增殖和文化信息

增殖两部分，文化信息增殖依靠自然信息增殖，只有两种增殖耦合共

生，协调发展。才能保持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信息

时代的到来，我们只有以生态伦理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为目标，以工

业文明为基础，以信息文明为手段，以经济发展为动力来实现我国的

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

    我将上述想法以“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的信息增殖基础”为题申

请立项。1996年5月的一天，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的同志通知我，

申请的课题已被批准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批

准号96AZ022)。我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尽管早在10年前我就获

得过中国科学院青年基金的资助，但是这个课题却具有不同的意义，

它是我从理科转向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后所得到资助的第一个课题，

说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对我这个跨学科学子的认可。我是一个从物

理学、地理学、生态环境的研究转向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

学子．正是对生态文明观的不懈追求，才使我具有横跨文理．多次调

整科研方向的勇气．从1985年至1996年的11年间，我先后在中国

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系统生态开放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也不断地从物理学、寒区传热

学、积雪热力学、融雪径流学、地球表层学、系统生态及物理生态学转

向科技社会学、科学技术哲学、生态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环境科学及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领域。我的哲学观经历了从物理观向生态文明

观的转变。但强烈的生态文明、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始终贯穿于我的

学术思想之中。

    “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的信息增殖基础”课题的立项．是我为生

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而奋斗的新起点，也是我能为国家“九五”期间

可持续发展尽微薄之力的好机会。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对我

的召唤。我非常珍惜这10年奋斗才争取到的机会。我的长期合作

者刘粤生教授也决心将余生投入到全球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的研究

中。我的博士导师、科技哲学家黄顺基教授治学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对我有深刻的影响，鼓励我将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际

相结合了在我将可持续发展原则应用于罗浮山景观生态旅游規划

时，得到了黄顺基教授的支持。我的博士后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宋涛

教授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对于那些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现象痛恨

之至，对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建设极为关注，总是充满

无限希望地对我说：“你要为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而奋斗，我们共产

党人总不能把一个污染的地球带到共产主义!”我的另外两位老师

──环境经济学家张象枢教授和农业经济学家鲁明中教授，或是经

常介绍一些国外最新的环境与发展文献，补充我的知识结构之不足，

或是在钟祥市效益农业的实践中。以丰富的现场工作经验和严谨的

学风为我补上农业这一课。所有这一切，对于今后进一步完善生态

文明观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著名伦理学家、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罗国杰教授对“生态文明与生

态伦理的信息增殖基础”课题十分关心，尤其赞成课题的立意。认为

在经济发展中理顺物质增殖、信息增殖与生态文明和生态伦理的关

系，对于我国精神文明中的道德建设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

此，我们更要努力工作．不辜负这位著名伦理学家的期望。

    搞好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重任。我深知，只有读万

卷书吸取前人的智慧，行万里路感受时代的风云，才能真正与民族的

脉搏相连，与人类的命运共存：只有把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和人类和平

背在肩上，才能为这一切美好的存在进行虔诚的祝愿，我感到了一种

与时代和自然谐振律动的价值实现，我为斯而思、为斯而忧、为斯而

奋斗，虽苦犹乐。每当我看到污染的河流、干涸的大地、乱伐的痕迹

和奢侈的浪费时，我的心在流血。生态文明一一我永生的追求，何时

能扎根人间?

    未来的10年、20年是我国人民奋力创造、建功立业、将祖国立

于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的时代。生态文明、环境优美是现代化的重

要标之一。为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该建立生态忧患意识。政

治地理学家王恩涌教授于1995年4月曾与我促膝长谈，并语重心长

地说，在西方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罗马俱乐部”，导致了发展观念的

变革；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也应该有自己“北京俱乐部”。．是

的，我们应该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深处建构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走

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用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引导世界发展大趋势，

创造一个生态文明的新世界。这是中国科学家的宿愿，这是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的心愿。为此，我们已筹建了“北京生态源区域经济发

展策划中心”。我们愿这生态之源绿化人类的心灵和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以共同的生态智慧促进生态文明观的确立．迎接生态文

明新世纪的到来。

刘宗超

  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

  199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