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世界农业经济研究在中国

   ——总结国际经验，走农业发展的共同道路

         （兼论国外农业研究与国内农业改革）

第一节       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的简介

   1、世界农业经济研究的源起

长期以来，我国流行着“国外农业经济”的说法。应该说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因为农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农业总是要沿着其固有的规律发展的，没有“国内”和“国外”之别。尽管如此，在中国出现这种说法有它的历史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在农业领域内进行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革，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农业发展道路，否定了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和道路。“国外农业经济”正是为了突出“中国农业发展道路”而出现的。

尽管如此，在建国初期，国家综合经济领导部门还都设有专门研究国外经济的部门，如国家计划委员会有世界经济研究局，国家统计局有世界经济统计处。1958年，它们和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国外经济研究组，合并成立了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1964年，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前身）。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提供对比资料。但是，这里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农业经济有兴趣。同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等研究机构里也都有一些从事国外农业经济研究的同志。此外，在高等农业院校中，还有一批从事“国外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人员。随着对各国农业经济研究的深入，他们对于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经验有了新的认识，并结合国内农业现状作了认真的对比和思考，最终对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及政策存有一系列疑虑。

改革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他们对传统的中国农业发展道路提出了公开的挑战。1979年年中，刘振邦发表文章，公开质疑“以粮为纲”的方针。1981年，在郑林庄教授的倡导下，在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内成立了“北京市农业经济交流会”，定期邀请在京的农业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研讨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此同时，在陈翰笙和郑林庄等老前辈的参与下，国内从事国外农业经济研究和教学人员在武汉集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与会者结合各国的经验及自己的心得，对中国农业发展中的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1]1982年10月，该研究会在合肥开会，讨论国外农业发展战略问题，与会者发表了大量文章。[2]这两次会议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它标志着国外农业经济研究和教学人员，逐步摆脱了以往单纯收集和介绍国外农业经济状况的传统模式，走上了针对国内农业存在的问题总结和研究国外农业发展的经验，并对国内农业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新模式。

2、世界农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

随着中国加入WTO，世界农业经济研究出现了新格局。到2007年，我国将全面遵循WTO框架发展农业经济，届时，我国的“三农”问题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我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农业发展面临着经济化全球化的挑战，世界农业经济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成立了世界农经济研究中心。进一步发挥世界农业经济研究方面的优势，与各位农业经济、国际贸易、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队伍。

（1）加强世界农业经济研究是深入研究“三农”问题的需要

“三农”问题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密切相关，也是中央和各级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应该对世界农业经济形势及时跟踪和研究，借鉴世界农业的成功经验,根据WTO框架，结合国情，探索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新思路、新观点、新建议和新对策。

（2）加强世界农业经济研究是推进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需要

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院校相比，其主要特色是借鉴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探讨我国农业发展的道路问题。我国加入WTO后，对农业经济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我中心的农业经济学科建设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社会科院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利于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综合优势、利用院内外的农业经济研究力量推进我院的农业经济学科发展。

 世界农业经济中心的成立，不仅是我院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国内外农业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不仅可促进我院世界农业经济方面的国际学术交流，也有利于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的成功模式在我国的引进示范。

3、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优势

（1）20多年来，我中心的一批世界农业经济专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农业发展的历程证明了这些观点的前瞻性和正确性，对我国的农业经济政策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通过农村合作社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路；“以蛋白质为纲”取代“以粮为纲”大力发展牛业提高畜牧业比例的“混合型耕作制”的思路，等等。

例如，该中心以徐更生研究员、刘振邦研究员为代表的一批资深农业经济专家几十年来为我国转型时期的农业政策提出了许多掷地有声的建议，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理论和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徐更生研究员主编的《我们的治农方略》将于2006年初付梓。以刘宗超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专家，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还深入农村基层，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农业和生态产业发展模式。

近年，我中心研究人员又提出了设立商品粮特区转移农业劳动力；走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信息化”之路，从生态农业到规模效益农业，提高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连结保农、聚沙成塔”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形成规模农业等农业发展观，对于现阶段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出可能的探索思路。

近年来，该中心研究人员开展了先进世界农业模式的推广工作，受到了许多县市的好评。例如，淮河上游最大的造纸企业河南省漯河市银鸽集团，利用该中心刘宗超的生态肥生产技术将污染极其严重的工业废弃物（纸浆渣）加工生产出高效生态肥料，不仅提高了产量、改良板结土壤，还解决了被誉为世界性难题的“根线虫病和根腐病”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这种将工业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与农业生产相得益彰的循环经济模式，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循环经济具有实践意义。如果全国的造纸企业都能采用该技术，不仅可以变废为宝、提高循环经济水平，还必将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该中心的刘宗超还通过“湖南加华肉牛产业化项目”设计创立了我国南北过渡带生态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利用牛粪便和屠宰废物生产生态有机肥料；对废水进行发酵后为牧草施肥，循环增值，真正做到了清洁生产，使该企业在短短的两年内成为湖南省最大的龙头企业，成为全国知名的肉牛企业。由于该企业特色鲜明，胡锦涛总书记也于2003年10月4日考察了该企业，对这种生态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给予了肯定，并将该模式介绍到新西兰。

近十年来，该中心还为湖北钟祥市进行县域生态文明与效益农业发展规划，使钟祥市跃居全国农业百强县第十名。1997年，进行了河南太康县棉麻集团生态文明企业规划，为大型农业企业指明了生态化发展道路；又于1998年在广西扶绥县上兼村创建了我国首家生态文明村，不仅建设了村级生态公园，还建设了小康生态庭院，短短几年使这个干旱缺水的小山村山清水秀农民收入显著提高，村民安居乐业，形成了生态心态两相宜的精神风貌。

该中心研究人员还积极参与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和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等的有关活动。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该中心在农业经济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和学术上具有较大的影响。

（2）目前，该中心在职人员仍然保持着较强的研究能力，原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退休研究人员仍积极参与有关的学术研究，频频发表论文，并积极活跃在农业经济研究和模式实践推广方面。如果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名义将他们组织起来，有计划、有秩序、经常地组织、开展活动和承接相关课题，定能在跟踪分析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与WTO框架下的农产品贸易状况，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成功模式，为中国政府农业决策机构提供依据，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和农业区域性结构调整提供咨询与服务。

（3）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内容:

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进行不懈准备。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农业经济中心网站”，扩大中心在农业经济学术研究方面的影响；

进行世界现代农业经济与中国农业经济的比较研究；为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解决重大的WTO农业争端，提出对策和建议。

针对加入WTO后以及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国家或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发展战略和区域农业经济规划、并挑选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地区作为示范试点；

开展“三农问题”和农业补贴方式研究以及我国服务型合作社建设研究。

开展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研究；

开展农业技术经济研究、推广绿色生技术和农产品国际标准化；

联合有关院校、科研院所的农业专家，承接国家、地方政府、农业企事业单位以及国外科研机构的农业经济项目。

第二节  世界农业经济研究的历程

20多年来，针对我国农业改革中的问题，国外农业研究者多次挑起和参与了有关重大问题的讨论。总结起来，他们在以下几个方面为中国农业经济改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3]

（一）积极参与粮食问题辩论，力主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国人历来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人不能不吃东西，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问题是，人们往往把“食”理解为“饭”，即“谷物”，把谷物以外的其他食物都排斥在食物以外，从而大大限制了国人解决食物问题的思路。建国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以粮为纲”的方针，认为只要抓住了粮食，中国的农业问题也就解决了。然而历史证明，这一方针不仅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由于削弱了谷物以外其他农业部门的发展，结果将中国农业推到了“破产的边缘”。后来的改革虽然从农村打开一个缺口，挽救了中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但是人们对“以粮为纲”的方针仍然不敢公开说个“不”字。

1979年7月，刘振邦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改革传统的农业观念，走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的文章打破了这种沉默的局面。他尖锐地指出，关于粮食的“传统观念不打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很难实现”。他提出，“要看到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认真研究我国农业的结构改革问题，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千万不能墨守农业即粮食的观念了。”[4]它就像投向一潭死水的巨石，在农业经济领域引发了一场大辩论。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8月3日，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代表邓小平同志对刘文作了如下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给人以启发，文章的作者很解放思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志，一不读书，二不研究，就在那里写文章，我劝这些同志好好读读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组织了为期半年的讨论，共有700多位读者给《人民日报》写信、写稿，发表了各自的看法。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讨论小结指出：“广大读者热情赞扬该文冲破了‘农业即粮食’的传统观念，认为这是我国农业思想的一个解放。”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由平民百姓挑起的针对农业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大辩论。虽然它对粮食问题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但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农业的恢复和粮食产量的增长，“以粮为纲”的议论逐渐消沉了下来。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又提出了“粮食是农业的基础”或“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说法。“粮食基础说”的出现再次引发了关于粮食问题的大辩论。1989年3月，刘振邦再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因为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要依靠农业提供资源，没有农业，其他部门就不能存在。”而“粮食和农业的其他部门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粮食基础说实际上是‘以粮为纲’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新说法”。文章重申了他关于解决中国粮食问题需要走迂回道路，即通过发展畜牧业来间接地推动粮食生产和减少人的口粮消费的观点。[5]

在这次辩论中，有不少研究国外农业的同志参加了辩论，对中国的粮食问题提出了很多看法和建议。其中，徐更生多次撰文指出：“粮食无疑是重要的，但在解决粮食问题时，过分强调谷物的重要性不利于解决粮食问题，而且越是强调得过分就越不利于解决粮食问题。”这是因为，谷物只有在有限的耕地上才能生产出来，越是强调谷物的重要性就越是增加了对耕地的压力，从而加速了土壤的退化。他建议，“要解决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食问题，光把眼光盯在谷物上是不行的，必须突破传统的粮食观，要有新思路，新办法。”他强调，在变谷物为“大粮食”的基础上，不仅要充分利用国土范围的现有耕地，而且还要充分利用草原、草山、草坡和滩涂、丘陵和山地，以及江湖海面等所有土地资源，为全国人民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为了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更好地解决商品粮的供应，他曾多次建议建立“商品粮生产特区”，实现谷物生产的规模经济。“特区”的建设，不仅有利于特区以外的农民能够更快地富裕起来，而且也可以使粮农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谷物生产成本，提高效益，从而提高和稳定粮农的生产积极性。[6]

几乎在同时，针对国人对于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厉为民和黎淑英等著书，除了介绍有关粮食安全的理论以外，还重点介绍了各主要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的情况。最后，作者在简短的结束语中不无针对性地指出：政府干预农业时要顾及长远的效果，“对粮食的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管理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尽量减少不利的影响。”“为眼前的粮食增产而不顾一切，盲目行动，可能造成世世代代的后患”。[7]后来，徐更生[8]、厉为民[9]和卢锋[10]等专就“粮食安全”问题进行研究，对国内粮食生产前景、粮食进口和“粮食禁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的研究对于消除国人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忧虑是有益的。

（二）积极宣传组织和推广合作社，引导农民积极进入市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农业经济迅猛发展形势的鼓励下，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的同志们于1983年底自发组织起来，有针对性地研究农业问题。当时他们选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合作社问题。他们认为，家庭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它所形成的农业经营规模过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能释放出来的能量是有限的，因此必须通过合作社把小规模农民组织起来，成为较大规模的农民集团才能顺利进入市场；否则他们将被市场淘汰。他们认真总结和研究各国合作社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组织管理的经验，并结合国内的实际提出了重新组织合作社的建议。不久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在征得世经政所领导的同意后，正式委托他们承担了关于各国农业合作社问题的研究课题。在提交了研究报告以后，由安徽农经管理学院策划，由中央政研室发通知，于1984年底到1985年初在安徽合肥开办了三期“国外农业合作经济讲授班”，受训学员是来自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的农业管理干部，总计有900多人。

尽管当时国内农业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但是由于使广大农民饱受苦难的“人民公社”是从合作社演变过来的，因此人们对“合作社”仍然心有余悸，许多学员对于讲授班的第一个反应是“刚刚砸了大锅饭，怎么又要搞合作社了？”经过两周的培训，初步打消了学员们对于合作社的恐惧心理，使他们认识到国际通行的合作社不搞集体生产，不搞大锅饭，是小规模农业进入市场的一个必要桥梁。此后，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和自治区都邀请他们去讲课，宣传合作社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有关问题。讲授班结束以后，讲稿以《国外农村合作经济》[11]为题公开出版发行。同时，他们在国内很多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呼吁在我国重建合作社。他们中的几位同志参加编写了杨坚白主编的《合作经济学概论》[12]中的《国外的合作运动篇》。后来，他们又受中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委托，为几个商学院的合作经济系编写了《比较合作经济》[13]教材。

（三）宣传农业一体化模式，倡议建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随着对各国农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研究的深入，研究国外农业经济的学者很快在农业一体化发展道路方面取得了共识。他们认识到，所谓现代化农业就是指以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武装农民，在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同产前和产后各部门组成统一的有机体的社会化农业，也称作一体化农业。它的基本特点是，在先进工业技术的基础上为农业提供各种高效的农业机械，使农业实现普遍的生产机械化；在最新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行之有效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使农业实现生产科学化；在拥有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在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把农业生产及其所有的相关部门组成一个有机体，实现农业的农、工、商和产、供、销一体化；在农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的基础上使农业实现高度的商品化；在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14]实际上，他们逐渐把研究农业一体化作为他们研究的中心任务。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利用各种研讨会，或农业经济刊物，广泛宣传农业一体化模式，建议在国内建立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他们针对国内的需要，还组织编写了一批相关内容的书籍。

针对国内农业规模过小，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的现实，世经政所的同志们对国外农业规模经济进行了研究。刘振邦和徐更生在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1988年养马岛会议上详细地介绍了农业发达国家扩大农业规模的经验，并对我国如何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5]同时，考虑到我国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大规模转移农民的难度，他们对各国转移农业劳动力的经验作了系统的研究，编写出版了《各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16]一书。

随着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千千万万的小农必然要求社会为他们的经营活动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在深入研究各国合作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建议在国内建立以合作社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了借鉴美国合作社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验，樊亢和戎殿新主编了《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兼论农业合作社》[17]一书。

由于考虑到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紧迫性，也为了推广他们在国内一些地区帮助农民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经验，针对国内农业发展的需要，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集体编著了《国外农业社会化服务》[18]，并对国内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出了具体建议。

为了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教育和培养，他们还组织编撰了有关各国农业经济的教科书，其中包括丁泽霁主编的《国外农业经济》[19]和王文靖的《世界各国农业经济概论》[20]。此外，北京农业大学的张寄农、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周震等在北京分别成立了培训中心，长期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开办农业经济讲习班。在讲授国内农业发展经验的同时，邀请研究国外农业的同志介绍农业一体化发展道路，宣传国内一些地区和单位组织一体化农业的成功经验。此外，各地的农业领导和研究部门也频频组织研讨班，邀请他们去讲课。他们除了在讲课内容上受到广大学员的热烈欢迎以外，还经常应邀去一些地方搞一体化农业试点。

坦率地说，他们长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的“农业一体化”并未得到社会上的广泛认可，倒是有人将其冠以“农业产业化”后被广泛接受了。所谓的“农业产业化”实际上与他们的“农业一体化”是一个东西。尽管“农业产业化”一词不甚科学，多数学者并不情愿接受它，但面对现实也只能认可了。这是知识分子的无奈！

第三节  跟踪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积极推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研究国外农业经济的学者不仅关注着国内农业的发展，而且更是长期跟踪着世界各国农业的发展，因此他们比较清楚地掌握着世界农业发展的新趋势。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致使有限的自然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国家的农业生产达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于是世界上相继出现了可持续农业、有机农业等新概念。许多以传统方式生产的农产品，由于有害物质残留超标等原因而销路日益受到影响，而以新的方式生产的无公害产品广泛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价格高启，销量大增，为各国农业发展开创了良好的前景。

面对着上述农业发展的新趋势，我国研究国外农业的同志不仅及时地将这一新变化介绍到国内，而且也在他们主持的试点中努力推广，力求达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农业部原外事司司长朱丕荣和曾任农业部驻国际农业机构代表的吴天锡研究员，利用工作上的有利条件，通过《世界农业》等渠道，及时地把国际上最新农业信息和发展及时地介绍到国内来。朱司长还把他的文稿汇集成了两本集子出版。[21]

此外，研究国外农业的人员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机会考察和研究了一些国家的可持续农业。1990年秋，徐更生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之间学者交流计划，去澳大利亚进行为期6周的访问，集中考察了澳大利亚的有机农业，并去南澳的阿德莱特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有机农业国际研讨会。回国以后，除了在给社科院递交的《出访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国际上有机农业的发展情况以外，还在《农村经济与社会》、《世界农业》和《世界经济》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宣传有机农业或可持续农业，竭力主张追赶世界农业发展的新趋势，进行农业思想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出安全、高产、畅销的农产品，参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22]

在保护生态环境，提倡生态文明方面，刘宗超博士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利用自己理学学士、地学硕士、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后的多学科背景优势，长期从事生态文明方面的研究，并主持了《生态文明丛书》的编写工作。其中，第一本就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生态文明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23]他在阐述了工业文明为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可怕后果后指出，我国不能走发达工业国家的老路子，要利用信息革命带来契机走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既要利用工业文明的积极性、建设性的成果，又要避免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灾难，为我国众多的人口营造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以满足我国城乡人民的最基本的生态需求。中国要实施可持续战略，保护好生态环境，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针对生产—生活—生态这三种既有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工程，依据区域性生态系统的不同特征，设定具体指标，选点示范、区域性推广，最终将多种“三生工程”模式推至全国乃至全世界。专家认为，刘宗超的“这部著作和有关的科研成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建设提供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24]。为检验其理论的正确性，他主持成立了“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将这一理论成果运用于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实践，把农业生产、生活与生态三方面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针对国内经济改革中的难点，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

在以前，虽然也有一些研究题目，例如1983年10月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在厦门召开会议讨论的“国外农产品购销制度和价格政策”[25]是领导授意的，但是绝大多数课题是研究人员根据农业发展趋势，自发提出来讨论的，因此都是没有任何资助的。自从国家进行课题制改革以后，很多课题是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农业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形式发布的。为配合国内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承担了一系列与国内改革紧密联系的国际比较的项目。

在我国农产品价格体系和流通领域的改革方面，受国务院研究室的委托，厉为民等提供了《国外农产品流通制度与价格体系的比较研究》的报告，成为国家有关方面改革的参考资料。

1995年厉为民主持了农业部软科学的重点研究项目《中外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徐更生、刘振邦等参与了此项研究，研究报告获得了优秀研究成果奖[26]，也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研究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参考意见。

为了给国内农业结构调整提供参考意见，厉为民承担了农业部的《国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重点课题。他在研究报告中提出，不仅要研究农业的生产结构，而且还应该重视农场结构和农业的组织结构，因为农业是在一定的组织体系中由人——农民（农场主）进行的生产活动，不能只见物（农产品）的“结构”而不见人。发达国家农业之所以先进、有较强的竞争力，就是因为有高素质的农民和先进的农场结构 [27]。

在发展高效农业方面，农科院农经所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多地少国家利用比较优势发展高效农业的研究》，提出了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地区，在发展高效农业时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厉为民从1995年开始，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人多地少的欧洲小国荷兰为例对发展高效农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荷兰同行的支持下，深入荷兰农村，对各类农业企业进行跟踪调研，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了《荷兰的农业奇迹》的专著，多角度地揭示了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怎样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世界一流的高效农业，并且利用“大进大出”的战略，从而成为农业净出口“世界冠军”。这一研究对进入新阶段后的我国农业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28]

此外，农科院农经所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研究了俄罗斯的农业危机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原因，探讨了我国与俄罗斯开展农业合作的可能领域、困难和对策[29]。根据农业部的要求，他们还进一步研究了我国农业“走出去”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与俄罗斯和其他周边国家（首先是东盟国家）的农业合作的可行性。厉为民在莫斯科农学院进行一年研究后写的报告上报中央后，得到国务院总理的重视，亲笔批示给农业部长，要求“研究，提出意见”。[30]

二、在全国各地举办试点，协助农民按市场需要调整产业结构。

回首二三十年走过的研究和借鉴国外农业发展经验的路上，竟是荆棘丛生，充满着艰难险阻。每当他们率先在全国提出一个新观点以后，接踵而来的总是“崇洋媚外”、“生搬硬套国外经验”的大帽子。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声音在社会上得不到多大的反响。但是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对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和议论，却得到了广大听课学员们的热烈欢迎，甚至主动邀请他们到自己管辖的地区去做试点。正是由于受到了这种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才决心走出去，到全国各地去搞试点，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由于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不熟悉市场经济，也缺乏国内外市场经济信息，因此急需人们在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使自己尽快地富裕起来等方面提供帮助。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刘振邦和王凤林就成立了民办的“中外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聘请了一批各方面的专家，把工作重点转向了社会。他们把理论上的研究成果推向农村，直接交给农民，使许多地方的农业生产登上了新的高度。在各地的试点工作中，他们大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对当地的自然资源、农业生产习惯、市场状况等作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提出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划建议。（2）在发展规划征得当地领导和农民同意后，组织有关技术专家提供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方面的援助，以便使产品的质量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提高农业效益。（3）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组建合作社性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主要是筹划农产品的现代加工和销售体系，不仅保证农产品能顺利销售出去，而且争取把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增值部分留在农民手里，加速农民的致富过程。（4）协助农民向有关方面争取资金援助，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各类技术人员（包括退休技术人员）建立了稳固的联系，保证向农民提供最优良的作物和牲畜品种，以及最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保证他们能生产出最高质量的产品，牢固地占有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

由于刘振邦历来主张通过发展畜牧业来缓解和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因此他们的试点主要是通过发展养牛（奶牛和肉牛）和人工牧草，更有效地利用耕地和荒山、草坡资源，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农业的目的。由于考虑到国内奶牛和肉牛品种落后的现实，他们在农业部等单位的帮助下，在山东高密市创办了“高密种牛育种中心”，在广泛收集国内优良品种的同时，大量引进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优良奶牛和肉牛品种，采用冷冻精液和胚胎移植等方法向各试点和其他企业提供最优良的乳牛和肉牛品种，从而在改良国内牛的品种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们还大量引进了各国优良的人工牧草，在全国各地试验推广，取得了可喜的成功。迄今为止，他们在全国各地总共建立了大约50个试点，除了一些由于地方上的原因而不很成功以外，大约有3/4的试点是成功的。例如：山西永济县的试点是在原北梯村试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今全县已种植了50多万亩人工牧草，饲养了数万头牛，并与荷兰合资创办了拥有先进技术的加工厂和销售体系，它们的产品在十几年以前即可免检进入欧盟国家的超级市场。他们在江苏武进的雪堰镇、福建南平、江西宜春等地都有办得十分成功的试点。此外，他们和内蒙古的蒙牛乳业和草原兴发等大型企业也都建立了联系。

同样，刘宗超根据自己的理论也在全国各地创办了许多试点。例如，1994年他主持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罗浮山总体规划，将风景旅游区纳入了生态化发展的轨道。1996年他主持了由国家计委立项的“郑州垃圾资源化项目”，成功地对城市垃圾进行了资源化处理，实现了变“废”为宝。1996年为湖北钟祥市制定和实施了“县域生态文明与效益农业发展规划”，使钟祥市跃居全国农业百强县第10名。1997年帮助河南太康县棉麻集团制定和实施了“生态文明企业规划”，为大型农业企业确定了生态化发展道路。同时，他还在广西扶绥县上谦村创建了我国首家生态文明村。2000年在北京平谷大华山镇规划了我国第一个生态文明镇建设工程。近年来，为湖南加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规划设计了我国南北过渡带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形成了我国牛业发展的“湖南模式”，等等。

此外，刘宗超还领导了“生态源”牌有机生态肥的试制、生产和推广工作。这是一种利用动物粪便等废料加工生产的有机生态肥新产品，是国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成果。它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可以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生态条件，有助于提高果菜质量。经过广泛试验，此种肥料已在全国十几个肥料厂生产，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值得庆幸的是，20多年来不断争论的问题中除粮食问题仍有不同看法以外，其他问题基本上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达成共识。实践证明，国外农业经济研究者长期坚持的农业发展的共同道路是完全适用于中国农业实际的。20多年来，国外农业经济研究者所作的研究和试点，对国内农业改革起着促进作用。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和总结各国农业领域里的经验与教训，定能进一步促使我国农业改革向纵深发展，尽快化解“三农”问题，实现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