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粮食问题”之争与我们的解决方案

 “粮食问题”是国内有关农业政策问题争论的爆发点，争论的时间最长，最激烈，而且在很多问题上至今尚未达成共识。因此，“粮食问题”自然成为本书的重点。由于篇幅的关系，“粮食问题”分两章讨论。本章重点讨论如何通过建立“商品粮生产特区”，确保我国商品粮生产和供应，实现国家的食物安全。

（一）关于粮食问题的争论

□对“以粮为纲”说“不”字而引发的大论战

人们对粮食问题有不同意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在缺乏自由讨论的时代，许多人不便于讲不同意见罢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下，一部分学者就粮食问题说出了不同意见，从而引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关于粮食问题的大辩论。早在1979年7月31日，刘振邦研究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改革传统的农业观念，走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的文章。他尖锐地指出，关于粮食的“传统观念（指“以粮为纲”——引者注）不打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很难实现”。他说：“要看到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认真研究我国农业的结构改革问题，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千万不能墨守农业即粮食的观念了。”指出，中国农业应该走“以畜牧业为主”的道路，通过发展畜牧业来解决粮食问题。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8月3日，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代表邓小平同志对刘文作了如下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给人以启发，文章的作者很解放思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志，一不读书，二不研究，就在那里写文章，我劝这些同志好好读读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组织了为期半年的讨论，共有700多位读者给《人民日报》写信、写稿，发表了各自的看法。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讨论小结指出：“广大读者热情赞扬该文冲破了‘农业即粮食’的传统观念，认为这是我国农业思想的一个解放。”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由平民百姓挑起的针对农业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大辩论。虽然它对粮食问题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但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粮为纲”的声音消沉了，又冒出来“粮食是农业的基础”的说法。还是刘振邦在1989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粮食基础说质疑》一文，直言不讳地指出，“粮食基础说实际上是‘以粮为纲’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新说法”。

这场辩论无论是涉及问题的重要性和参与者的广泛性，还是持续时间的持久性，都是解放后历次辩论所不能比拟的。直至今天，在粮食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很多分歧意见。这场辩论的一个特点是，双方都充分地发表了各自的观点，而且辩论基本上是心平气和的。

□“主流”意见的主要观点

与非主流观点相比，“主流”观点通过各种媒体发表了大量的专著、文章和讲话，更充分地表达了他们对于粮食问题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农业部主编，中央9个部委、30个省、市、自治区有关领导，以及各方面的权威人士编写的《中国粮食发展战略对策》[1]一书。这本书最集中地反映了“主流派”的观点。根据该书发表的文章，他们的基本观点可以简要归结如下（凡有“”号者均系原文照录，引文后的数字是指《对策》一书的页码）：

△“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指导思想”

“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产业部门，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中心问题，说到底是粮食问题。所以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不仅吃饭是个大问题，而且很多工业原料都要依赖于粮食和农业，许多出口创汇的产品也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农村还是工业产品赖以销售的广大市场。因此，大力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对稳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乃至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p.3）

△“人均400公斤粮食指标必不可少”

“按原计划，到本（20）世纪末，我国粮食生产还要攀登两个新台阶。第一个新台阶是：199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计划达到42500-45000万吨，人均382-404公斤；第二个台阶是：到200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0000-53000万吨，按12.5亿人口计算，人均400-424公斤。如果再从更长一些时间考虑，到2020年人民生活由小康型转变为营养型，全国粮食总产量则需要达到70000-75000万吨，人均500-525公斤。”（p.30）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全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应当稳定在16.8亿亩以上，……凡是适宜种粮的地方，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主要商品粮地区，要发展区域优势，首先抓好粮食生产”（p.11）。

为了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要理顺农产品价格关系，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缩小目前仍然偏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高从事粮食和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鼓励农民增加农产品生产。”（p.11）

△对“大量进口粮食”说法的批评

在回答“应当大量出口经济作物，利用国际土地资源大量进口粮食”主张时，本书指出：大量进口粮食，“不仅耗去大量外汇，而且每当我国大量进口粮食的时候，世界市场粮食价格就大幅度提高，从而加剧国际市场粮源的紧张状态。……（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我们决不能把我国11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寄希望或建立在不稳定的、不可靠的基础之上。否则，是极其危险的。”（p.8）

△“畜牧业的发展也是要依粮食为基础的”

“只有首先把粮食这个基础打好了，农林牧副渔才能更好地（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但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他们只看到畜牧业发展起来了，人们可以多吃肉，多喝奶，可以减少粮食生产压力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发展畜牧业，必须要用高出其产品几倍的粮食才能转化出来的另一面，主张我国不应以粮食为基础，而应效仿国外以畜牧业为基础。事实上，这是完全违背我国目前实际国情的。从国际上讲，目前西欧一些国家的畜牧业之所以比较发达，都是以人均占有粮食750公斤以上为前提的，而且有很好的人工和天然草场。否则，畜牧业是搞不起来的。所以，畜牧业的发展也是要以粮食为基础的。我国目前肉食结构中95%都是来自农区，牧区仅占5%。而农区的肉食品和绝大部分人工养殖淡水产品都是靠大量粮食转化而来的，同时近几年来我国由于人均占有粮食水平下降，已影响畜牧业，水产业生产速度也减慢。可见，粮食上不去，其它产业是难以发展的。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认识，粮食的基础的基础的地位决不能动摇。”（p.6）

□“另类”意见的主要观点

在辩论过程中，非主流观点同样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是至今没有集大成之作，多数分散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他们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凡有“”号的均系原文照录）：

△“以粮为纲”和“粮食基础说”不利于解决粮食问题

“顾名思义，‘以粮为纲’强调发展发展农业首先要抓粮食，有粮食才有农业。而‘粮食基础说’认为没有粮食就没有农业和国民经济。可见，二者虽然说法不同，但实质并无二致。”“‘粮食基础说’的意思是，没有粮食，农业就不能存在。然而众所周知，这里的粮食指的是谷物。农业除了谷物种植业以外，还有畜牧业、林业和渔业，以及经济作物种植业。因此没有粮食，农业照样存在。”[2]“以粮为纲”的最大错误在于，它把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不多的耕地上，因为谷物只能在耕地上才能生产出来，过分地依赖谷物在解决粮食问题中的重要性，从而导致对耕地的掠夺性利用，严重破坏耕地肥力，最终会威胁到我国的谷物生产。因此，坚持“以粮为纲”或“粮食的基础的基础”，不可能实现“主流”意见为全国粮食总产量设计的上述“三台阶”目标。

△转变观念，利用整个国土面积生产食物

“要解决我国使记忆人口的吃食问题，光把眼光盯在谷物上是不行的，必须突破传统的粮食观念，要有新思路、新办法。”改变传统的“粮食观”，树立“大粮食”观念。“从传统上讲，中国人只把谷物和块茎作物看作粮食，也只把吃主食看作吃饭。其实，吃饭的目的无非是吃饱肚皮和供给营养。因此，凡是能吃饱肚皮和给人以营养的东西，都应该是食物。……这个观念的转变，可以把我们解决粮食问题的着眼点从少数耕地上放宽到960万平方公里（9.6亿公顷）的国土面积上，从而不仅可以改良和充分利用现有耕地，增加各种高质量的谷物和饲料谷物的生产，而且还可以改良和开发草原、草山、草坡和滩涂，发展畜牧业生产；积极开发和利用江湖海面，扩大水生食物的生产；利用丘陵和山地发展林果业等，为全国人民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只要把解决食物问题的思路从谷物上摆脱出来，多渠道解决食物的门路也就有了，中国的粮食问题也就可能得到解决。[3]。

△口粮与饲料粮分裂，减轻商品粮供应的压力

“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当务之急是从谷物中剔除大豆和薯类，并将口粮与饲料粮分开统计，然后按口粮和饲料粮分别求得解决。……将口粮和饲料分开统计，既有利于减轻对谷物的压力，又可以开拓思路，加速发展畜牧饲养业，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就口粮而言，真正需要政府考虑解决的只是城市人口的口粮和工业用粮”[4]，从而可以大大减少国家必须供应的商品粮的数量，最终也就减少了粮食生产对于耕地的压力，使耕地得以休养生息。

△对商品粮实行区域专业化生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

由于谷物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特别明显，小规模的谷物生产注定是要赔本的，因此建议，“在全国一些适宜种粮的地区建立商品粮生产特区”，采用特殊政策，扶植特区内实行较大规模的谷物专业化生产，以便在提高谷物生产效益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同时，促使特区外的农民更多地种植其他经济作物，让他们更快地富裕起来[5]。

△适当增加谷物进口，积极参与农产品的国际交流

在世界上，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分布不平等的：我国占有的土地资源不足世界的1/10，但要养活世界人口的1/5以上。因此，应适当增加谷物进口，用以代替耕地和淡水的进口是合情合理的。在现时代，增加谷物进口不仅是合算的，而且也是安全的[6]。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无意重翻“粮食问题”争论的旧账，争个谁是谁非。我们只想顺着上述思路推出我们建立“商品粮生产特区”，走谷物生产区域专业化道路，增加谷物生产的设想，以此来解决颇有争议的“粮食问题”。

（二）建立“商品粮生产特区”，实现谷物生产的区域专业化

□为什么要建立“商品粮生产特区”？

△小规模农业难以承担商品粮生产任务

2003年，我国现有13.1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8%，但是只拥有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0%左右。根据我国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41市亩（合0.094公顷）。参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人均面积的2/5强，大约只相当于谷物出口大国美国的1/6，法国的1/3，阿根廷的1/7和澳大利亚的1/27，甚至只有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的2/3[7]。更不说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几分地。由于我国的农村人口众多，因此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更是小得可怜。按照现有的农户计算，我国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只有8.55市亩（合0.57公顷），更无法与农场规模少者几十公顷、多者几百公顷的世界主要谷物生产与出口大国相比。事实证明，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耕地资源和淡水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大批耕地在各种名目下被挪作他用，用于种植作物的耕地还在迅速减少。特别是由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又使农户的地块进一步分散，以至于使农民难以进行整体规划和耕种，更无法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农业生产。

根据各国谷物生产的经验，由于谷物生产的经济效益较低，它们只有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实行大规模生产，从而在增加产量、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生产者才能取得较高的利润。否则，小规模从事谷物生产，农民即使不赔本，也难以达到“小康”的收入水平，致富就更难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民之所以不愿意种粮，其原因就在于此。事实上，农民种商品粮越多赔本就越多。根据规模经济理论，我们只有设法扩大谷物的经营规模和广泛采用现代科技，否则很难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商品粮来供应市场。可见，小规模农业难以承担商品粮生产任务。

△农民对种商品粮缺乏积极性

我国农业低效率，除了由于人均耕地面积狭小的原因以外，家家户户种植谷物以供应全国居民需要的习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由于人口众多，并有着关于饥荒的痛苦记忆，为保证粮食供应，国人历来特别强调粮食生产。“民以食为天”是国人几千年来在粮食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同时，根据习惯，人们又将谷物片面地理解为“粮食”（食物）。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受“以粮为纲”方针的影响，人们始终未能从“粮食问题”这个牛角尖中钻出来。从表面上看，这种“理论”似乎高度重视了“粮食问题”，但实际上，它却对有限耕地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因为谷物只有在耕地上才能生产出来。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农民不得不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竭力增加谷物生产，从而使耕地的生产能力迅速下降，为了增强肥力，大量施用化肥，最终使耕地板结、退化；有的地方还不计后果地推广水稻，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漏斗”越来越大，淡水资源近乎枯竭，甚至变成了，或正在变成不毛之地。这种例子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然而，从世界各国谷物生产的经验看，谷物生产的规模经济是十分明显的。例如，从美国的经验看，谷物生产农场的规模一般在300公顷以上[8]，小于这个规模的谷物农场则可能经常出现亏损。即使在人均耕地极少的荷兰，谷物农场的规模大都也在80公顷以上。当然由于条件的不同，我国种植谷物的农户规模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像目前的规模无论如何是不能适应谷物生产需要的。事实上，算上劳动力成本，我国农民出售商品粮可能都是亏本的。

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商品粮的供应，我国政府多年来不得不强制性地要求农民生产谷物，并以农业税（公粮）和余粮等形式交售给国家。其结果是，农民必须用大部分耕地来种植谷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0-2004年间每年用于谷物生产的平均播种面积占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67%。粗略地说，我国农民必须用大约2/3的土地面积来生产收益率极低，甚至赔本的谷物，农民只能靠大约1/3的土地上的收入，来弥补当年谷物生产的亏损和维持全家的生活及下一年度的生产。试想农民的生活怎么能富裕得起来？

长期以来，农民以及其他很多人总在埋怨，我国粮价太低，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呼吁提高粮食价格。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我国的粮食价格不是低了，而已经是太高了。它们已经远高出谷物的国际市场价格。例如，2005年5月，美国一号硬小麦的价格（堪萨斯城）为0.157美元/公斤；二号黄玉米30天期货价格（芝加哥）为0.083美元/公斤；大米的价格为0.310美元/公斤[9]。如果当月美元汇价按1美元合8.27元人民币折算，这三种谷物的国际市场价格分别为1.30元/公斤、0.69元/公斤和2.56元/公斤。相比之下，我国小麦和玉米的价格不仅不低，而且已经远高出国际市场价格了！实际上，作为农业原产品的谷物根本就不可能是高价的。因为一旦谷物价格涨上去了，凡是用谷物作原料而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都会跟着涨价；等到所有产品的价格涨上去以后，谷物价格仍然是最低的。因此，谷物生产者不可能靠谷物涨价来增加收入，而只能依靠大规模采用现代化生产技术来压低谷物生产成本的方法才能赚取更多的利润。

事实上，我国农民之所以总觉得“粮价太低”，“种粮不赚钱”，恰恰是由于小规模和低效率而造成了谷物生产成本过高的缘故。

△只有实行谷物生产区域专业化才能提高种粮效益

事实证明，我国种粮低效益是和小规模经营和低劳动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小规模生产谷物的条件下，高效率的现代科技无法采用，只能依靠传统的生产技术；由于谷物生产的季节性强，主要从事谷物生产的农民在漫长的农闲季节经常无活可干，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得不到合理利用。如果只单一地从事谷物原产品的生产，他们的劳动增值将是极其有限的，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粮食生产的低回报率。因此，要想提高种粮效益，必须寻找新的途径。我们认为，可行的办法是将商品粮生产集中起来，使谷物生产突破小规模的局限，实现谷物生产的区域专业化和高效化。

毫无疑问，要改变我国目前谷物生产架构的难度极大。有许多人提出了各种建议，企图在现有架构下改变低效益的状况，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很难实现的。例如，有人认为，目前我国农民致富余地最大的是调整产业结构，因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在全国农民普遍提供商品粮生产的条件下，农民调整产业结构的余地十分有限。确实，目前有不少农民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而致富的，如一些农民在转到养殖业以后迅速富裕了起来。但那恰恰是在放弃或缩减了谷物生产以后取得的，他们因此而没有完成的谷物生产任务必须由别的农民来承担。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农业的振兴和发展最终要靠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实际上，在如此狭小的规模下，现代科学技术是难以得到广泛应用的。如目前有许多地方已经推广了优质谷物（如各种专用小麦、玉米等）新品种，但是优质的品种却生产不出优质的产品，这是小面积的插花种植使不同品种相互杂交所致。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入世”后即将到来的国外优质、廉价农产品的激烈竞争？

我们以为，要想提高谷物生产的经济效益，更合理而可行的选择是建立“商品粮生产特区”，实现谷物的区域专业化。在我们设想的“商品粮生产特区”内，我国的谷物生产能够实现较大规模生产，从而可以实现谷物生产的规模经济，使粮农也有可能通过大规模谷物生产而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随着“商品粮生产特区”的建立，特区以外的农民有可能摆脱商品粮的生产任务，从而使他们有可能利用他们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土地来生产高价值农产品，或转而从事畜牧业生产，特别是搞农产品的加工和产前、产后的服务，使他们更加容易地摆脱贫困，更快地富裕起来。

□“特区”：谷物生产实现区域专业化之路

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正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为了养活和养好众多的人口，我国的粮食（谷物）生产不能放松；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为了生产足够的商品粮，而强制性地要求全国的小规模农民都来生产低效益的谷物，使他们永远过着贫困的生活。而我们的最终选择只能是一个，即既要生产足够的粮食，又要使全体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我们深知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但是我们必须找到这样一条路。在总结和研究各国谷物生产的历史和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主张把商品粮生产集中到某些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以实现谷物较大规模的区域专业化生产，同时采用现代科技，提高谷物生产的效率，并且尽可能地延长谷物生产的产业链条，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从而使粮农尽快富裕起来。一旦“特区”农民成了全国的商品粮生产“主力军”的前提下，“特区”以外农民就可以依据市场供求状况，大力发展各种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这样，农民实现普遍致富的目标就不再是空话了。

我们的具体建议是，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几个适宜于生产谷物[10]的地区，各省区也可以在本省区内选择一些适宜于种植谷物的地方，建立若干个大规模的“商品粮生产特区”，实行谷物较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广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生物技术），培育和推广优良的作物品种，提高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基本满足国内居民对于商品粮（特别是口粮）的需求。这种“特区”成功的关键在于，谷物生产的合理规模及其经济效益。如果谷物生产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和效益，“特区”就不可能成功。

为了实现这一建议，可以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例如在黑龙江的三江平原），再大规模转移人口的基础上，将国营农场改造成为大规模、高生产率家庭农场进行试点。在取得成功经验以后，再逐步在其他地区进一步推广。

△坚持实现较大的谷物生产规模

“特区”建设的第一个关键是，必须要求“特区”要有足够的规模。因此从地域上讲，“特区”的范围主要视自然条件而定，凡是适合于生产某种谷物的地区，不一定要以省区为界，应该允许跨省区建立“特区”。一些缺粮的省市，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根据比较利益原则，与各个“特区”签订投资和谷物供应协议，“特区”保证优先向这些省区供应粮食；谷物输入地区则须向特区提供资金、农业机械和其他投入品，形成密切的利益共同体。此外，农户和农场也必须达到相当的规模。只有这样，谷物生产才能广泛地采用与大规模农业相适应的现代科技，否则仍然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当然，由于各地区的条件和谷物品种的不同，农户或农场规模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

△依靠科学技术，提高谷物生产的经济效益

在扩大谷物经营规模的基础上，“特区”的谷物生产有可能采用在小规模条件下无法使用的（大型高效的农业机械、）最新作物品种及其他生产技术，从而提高谷物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谷物的品质。只有这样，“特区”才有可能以有限的耕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商品粮，提高种粮的经济效益。这一点不仅关系到“特区”农民能否致富和“特区”能否成功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特区”以外的农民能否利用更多的耕地来生产高价值产品，从而使全国农民更快致富的问题。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使这些“特区”成为商品性谷物生产的主力军，所提供的谷物占全国的总量达到足够大的份额（譬如说占全国谷物总产量的2/3以上）。当然，“特区”的成功，还有赖于政府对“特区”的政策支持。

□生物技术：解决食物问题之希望所在[11]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仅仅依靠较大规模的谷物种植恐怕仍然难以解决我国的商品粮供应问题。我们以为，我国商品粮生产和供应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生物技术的应用。

△生物技术在育种方面的优势

在漫长的作物发展过程中，始终体现了人们增加作物产量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促使农作物产量不断地提高。特别是在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20世纪中，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人们加大了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努力，世界谷物产量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作物品种的改良和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结果。在植物或动物育种的历史中，人们总是希望能够找到方法，使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或动物的产出率出现较大的突破。“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人们终于找到了生物工程的方法。生物技术是人们解决世界粮食问题之希望所在。

传统的育种方法是，将两个具有不同性状的品系进行杂交。从分子上讲，即是将两个品系的两整套基因组中成千上万的基因相互混合，或者说是将其中一个品系的全套基因组中所有的基因片断，全部转化进了另一个品系，任基因随机重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大量的、反复的子代分析，从千万植株中筛选出其中具有人们所期望的性状的植株。再经过若干代遗传分离，最终筛选出一个“新品种”。也就是说，传统的品种选育方法有相当大的盲目性，选育过程时有反复，要经过多少代的筛选才能定型，因此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般选育一个比较稳定的“新品种”大约需要20-25年时间。

而采用“生物工程”的方法育种则是按照人们的要求，定向培育新品种的方法，因此可以大大缩短培育新品种的时间。它的方法是，首先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找出导致作物表现某种优良性状（如：高质、高产、具有强抗病虫害能力，以及在不良环境下正常生存能力等）的基因，然后将某个或某几个特定基因（而不是包含千万基因的整个基因组）转化入某个品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子代分析，最终选育出遗传稳定的具有所需性状的优质、高产和稳产的新品种。与传统的育种方法相比，用生物工程，或基因工程的方法育种不会有太多的反复，因此可以大大缩短新品种选育的过程。一般地说，选育一个比较稳定的作物品种只需要5年左右时间，最长不会超过7-10年，从而为人类解决粮食问题争得很多时间。

△生物技术在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以及环境质量方面的潜力

对于人们来说，用生物工程方法进行作物育种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能为人们创造出符合人们需要的作物优良性状。用基因工程的方法育种可以改良作物的品种，提高它们的产量和质量，以适应现代人对于食物的数量和质量的高标准要求。例如，将一些编码富含某些氨基酸的蛋白质的基因转入植物，得到高品质的转基因植物。通过目的基因的转化，可以改良作物种的油、淀粉、蛋白质的特性，减少收获时种子的损失，调整作物开花的时间和特性，改变作物的高度和株型，调整果实和块茎的储藏量，提高作物对不同环境压力（水、冷、热、盐）的耐受度，以及开发特定作物用以生产药物、疫苗和对环境进行生物处理。同样，一些通过基因技术处理以后的转基因鱼、猪、羊等动物的生长速度也得到了提高。

不仅如此，基因技术除了能够提高植物和动物的品质和产量以外，也可以增强它们的抗性。例如，将Bt毒蛋白基因转入植株以后，可以杀死吞噬作物的害虫，从而可以代替杀虫剂的使用。同时，基因技术也可以增强作物对于除草剂和杀虫剂的耐受性，从而减少作物遭受它们的伤害。此外，将一些含有高效固氮基因的转基因固氮菌和根瘤菌释放到大田以后，可以增加它们的固氮能力，提高土壤的肥力程度，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量。

众所周知，在现代农业中，化肥和农药既是农业增产的重要因素，但同时又是农产品遭受污染，毒化土壤和破坏环境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在提高农业化学品的效率和减少它们的毒素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为了增加产量，世界各国所使用的化肥和农药有增无减。随着基因工程的发展，各种作物具有了抗病虫害的的抗性和更强的固氮能力，就可以代替农业化学品的使用，从而减少农业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将对环境保护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正因为如此，世界主要国家，首先是美国和欧洲国家抢先在生物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开发，并且取得了领先地位。目前，美国通过基因工程而取得的新型农产品的大田试验和商业化的速度在迅速扩展。根据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APHIS）管理转基因作物的规定，已有30多个转基因品种不再被认为是受管理的对象，其中食物产品有大豆、玉米、番茄、油菜、马铃薯、南瓜和番木瓜等。[12]有很多食品已经推向市场，并为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在欧盟，以商业应用为目的的一系列遗传诱变作物正在开发之中，主要包括提高作物对虫害的抗性（玉米），对除草剂的耐受性（玉米、大豆、油菜和烟草）以及对淀粉品质的改良（马铃薯）等[13]。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科学家用基因工程技术已经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转基因植物。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甚远。据统计，我国目前正在研究和开发的转基因植物近50种，其中包括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高粱、谷子和甘薯）、油料作物、蔬菜和水果及经济作物等。在动植物方面，还获得了转基因猪、牛、羊、家兔等。在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的微生物，主要有固氮微生物、用于植物的杀虫防病微生物、用于动物饲料添加剂和疫苗生产的微生物。重组联合固氮菌和根瘤菌也已进入大田试验阶段。

△转基因食物安全吗？

但是，转基因食物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伴随着许多争议和斗争。目前这一争议和斗争主要表现在世界上转基因食物研究最发达的美国和欧盟之间。主要的分歧意见是，转基因食物是否安全。美国认为，它出口的转基因食物（如牛肉）是安全的，而欧盟国家持怀疑态度，因此抵制美国转基因牛肉的进口。有关转基因食物的争执是近年来美国和欧盟之间众多贸易争执的一个方面。

如果单纯地从利用生物工程方法育种而言，它所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应该是安全的。因为在这一点上，生物工程育种的方法和传统的育种方法没有本质的区别。传统的育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用两个具有不同性状的品系进行杂交，将两个品系的整套基因组的基因相互混合。而基因工程育种方法则是先采用基因工程技术，找出导致作物表现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优良性状的基因，然后将它们转化入某个品系，由此选育出遗传稳定的具有所需性状的新品种。但是由于它们预先进行了选育，因此从原理上讲，基因工程育种方法应该比传统的育种方法更安全。欧美国家主要是利用基因技术培育和开发抗病虫害新品种，因此人们的担心主要集中在，这种产品会不会危害人类自身，以及这种方法会不会导致更难于控制的具有高耐受性的病毒、害虫的产生，破坏现有的生态平衡，等等。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各国在开发和商业化基因食品以前，都会制定严格的法律和法规，对其进行监督和控制。否则，难免最终会出现人们担心的问题。

现在看来，各国在这方面防范是极为严格的。例如，美国参与对转基因食品管理的有3个联邦机构，即环境保护署（EPA）、美国农业部（USDA）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其中，环境保护署管理杀虫剂。美国农业部的动植物健康检疫局监控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大田试验的农业环境安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负责所有食品（包括转基因食品）和由农作物（包括生物技术作物）加工而成的饲料的安全性和产品标签的可靠性。根据美国“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的规定，公司对它们所出售的任何食品保证满足法律的安全标准负有法律责任。这一要求同时适用于传统食品和转基因食品。一旦发现某种食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它有权将其从市场上撤回。此外，对于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开发的食品，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还专门制定了一套审议的程序，帮助公司满足法律规定的要求。所有在美国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必须通过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严格审查。[14]其他国家也都有类似的法律和法规对转基因食品加以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我国在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和开发方面都在发达国家以后，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比较重视，有关法律的制定也比较及时。

我们相信，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将会不断地选育出优质、高产、稳产和安全的动植物新品种，以适应世界各国对于食物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我们对于我国食物供应的前景是乐观的，但是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

（三）“商品粮生产特区”的生产组织形式

我们认为，建立“特区”是我国解决商品粮生产和供应的必由之路，因此从1989年开始曾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出建立“商品粮生产特区”的建议[15]。不然的话，为了生产足够的商品粮供应全国居民，必然会拖住全国农民的致富步伐，让他们长期深陷于生活的贫困之中！发人深省的事实是：在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的全国“百强县”里，几乎找不到一个产粮大县。这些县的农民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但是他们仍然过着比较拮据的生活；产粮大县的财政收入都是所谓“吃饭财政”，无法为当地的百姓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在解决商品粮的同时，让全国农民更快地富裕起来，建立“商品粮生产特区”势在必行。

□“特区”坚持家庭经营的原则

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证明，对农业生产而言，最好的生产组织方式是家庭经营。因为农业劳动分散，不能像工业企业那样，将所有的机器和劳动者置于一个车间之内进行集体劳动，农业适合于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进行分散的劳动。因为农业生产的好坏都与每个家庭劳动力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始终兢兢业业、毫不偷懒地努力工作，从而可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同样，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正是由于坚持了家庭经营的原则，农业经济才获得了新生和较快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特区”的建设和经营过程中，必须坚持家庭经营的原则。这一点在国内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本文不再赘述。

□“商品粮生产特区”与现行的“粮食主产区”有何区别？

我们建议的“商品粮生产特区”明显不同于目前国家规划的“粮食主产区”。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政府应当像对待经济特区那样给予“特区”一系列特殊政策，帮助“特区”最终实现其目标。

△政府应该率先对特区放宽户籍制度等一系列行政管理政策

在我国，要想让“特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必须首先转移过多的农村人口。为此，“特区”应该率先放宽户籍管理制度，以便让更多的农村人口及时地转移出去，进入城市就业或创业谋生，从而将他们腾出来的土地集中起来。

为了让尽可能多地农村人口顺利地离开农村并进入城市，首先，必须实行特殊的政策，包括修改和制定关于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国家或地方性法规，或以土地换取他们在城市中的住房和安家费，或给予进城农民经济补偿费用，让他们在进城以后能够在住房、生活和子女上学等各个方面都有个着落，使他们适应新的环境，能够安居乐业。对其中的青壮年，要根据他们的意愿，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并且优先安排他们就业。其次，在“特区”内广泛发展小城镇的同时，加速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大中城市的服务行业，以便吸纳更多的农民移居大中城市。最后，大中城市应该给进城的农民以“国民待遇”，确保他们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能对他们有任何的歧视[16]。为此，无论是城市的老居民还是来自农村的新居民，都要分别进行教育，使他们都能够和谐相处。

△在“特区”的产业结构上给农民以引导和援助

特区与粮食主产区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它们内部的产业结构有重大的区别。在“粮食主产区”内，除了要求每个农户都能保证种植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外，农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种植其他作物。因此，在产业结构上与非“主产区”没有明显的区别。由于农产品的品种繁多，（各家各户）产品的批量又小，因而无法形成明显专业化的产业特色。换句话说，由于“粮食主产区”内除了粮食以外没有明显的产业政策，因此也就形不成突出的产业链，农民也就不可能很快致富。

但是，在“特区”内部，农民相当于专业化的农业工人，在土地利用方面的自由度就小得多了，他们必须把全部土地（尤其是最好的土地）用于谷物生产。根据世界谷物主要生产国的经验，农业生产的区域专业化的优势就在于，由于集中了该国某种产品的大部分生产，因而可以围绕着该产品衍生出许许多多为该产品生产服务的行业和企业，特别是围绕着产品加工会形成若干条多层次的产业链，形成以该产品的加工为中心的加工体系，在从原料粮转化为最终消费品的整个产业链条中，可以获得大部分或全部的附加值。随着“特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它的经济结构日益多元化，就业岗位也更加多样化，这就为“特区”所在地演变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创造了条件。在特区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有部分大型企业落户特区以外，更多的是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合作社性质的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在特区内孕育和发展起来。由于特区内的企业将以小型的合作社和其他的民营企业为主，因此国家应该有支持特区的优惠政策，放低企业的准入“门槛”。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会创造出很多就业岗位，从而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建设资金方面给予支持

最后，“特区”建设需要取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在“特区”建设和发展资金方面，国家除了在城市建设初期需要一部分启动资金的投入以外，主要建设资金的筹集和投入都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作（具体建议详见本书第六章）。但在农村地区的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则需要政府给予较大的支持。由于这种资金支持大多用在基础设施方面，因此可以在世贸组织允许的“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17]的范围内给予支持，包括资助谷物新品种培育和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

同时，特区也应该有权吸引和利用国外投资，给国外投资以国民待遇，利润可以自由汇出境外。国家应该对“特区”有更多的金融支持，允许并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增加对农业的贷款承担义务。特区有权和缺粮的省市签订投资和粮食供应协议，缺粮省市应该在资金上提供更大的帮助。金融机构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对特区和谷物生产农户提供资金支持，保证特区的顺利发展。

□发展“特区”多种经营，加快粮农致富的速度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谷物专业生产区的农民会遇到的一个矛盾是，由于谷物生长季节性较强的关系，粮农的劳动利用率很低。在所谓的农闲季节，农民在农田里基本上没有活计，因此农民必须寻找另外的工作：一方面是解决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谷物生产的收入总是有限的，因此他们必须寻找另外的工作，以补贴家庭收入。因此，如果说农民最终都会变成“兼业农户”，必须要有第二、第三职业赚取更多的收入的话，那么粮农可能是最先变成“兼业农户”的那一部分。更确切一点说，我们主张建立“商品粮生产特区”，不仅是希望通过“特区”的建立，提高粮农的生产效率，而且更希望通过谷物专业化生产及食品加工业的发展而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让粮农在充分利用劳动力的过程中增加他们的收入。

美国、荷兰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农场主可以取得足够的收入，甚至可以超过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例如，2002年，美国农场主家庭的平均总收入高达65757美元，比全国居民家庭平均收入（57852美元）高出13.7%。在农场主家庭收入中，来自农场的农业收入只有3473美元（只占农场主家庭总收入的5.3%），而来自农场外的收入多达62285美元，其中主要来自农场主在农场外打工的收入。荷兰农场主的高收入则主要来自专业化的大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利用先进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特色产品，如花卉。我国农民之所以穷、农业之所以弱，在很多方面是由历史或体制造成的。国际比较说明，“农业是弱质产业”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四）“商品粮生产特区”的社会经济结构

□“特区”社会面临新的挑战

正如本书一开始就指出的，我们关于化解“三农”问题的方案（，）不仅着眼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农村人口转移和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的问题。因此，有关城市化建设、农村人口转移和土地集中等问题都是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考虑到商品粮生产是目前阻碍农民迅速致富的主要拦路虎，因此我们建议，尽早将“特区”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也就是说，政府要在尽快划定“商品粮生产特区”的规模和范围的基础上，规划城市建设。城市建设应该以新建大中城市为主，改造和扩建现有城市为辅的原则。在每个“特区”范围内，要选择条件适宜的地方建立若干个大中城市，在建设规划确定后在国内公开招标，引进项目和资金，开工建设；允许当地及附近地区的农民以他们的土地换取城市中的住房和安家费，将他们直接转变为新城市的建设者和市民；采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金和技术，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起若干个新兴的大中城市，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最终将大部分农村居民转变成为城市居民。在大多数农村人口转向城市的同时，要及时地妥善安排其余的农村人口，尽可能地将他们集中到乡镇里，积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各行各业，只将其中的小部分农民（特别是有文化、懂技术的青壮年农民）留在农村里耕种土地，从事谷物生产。

农村形势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必将对农村社会经济构成巨大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一是农民除了生产谷物以外，还能干什么？二是“特区”农民以种粮为主业，能致富吗？三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组织农村社会？

□“特区”的产业结构

在我国传统的农村地区（包括现有的“粮食主产区”），农民基本上只管农业生产，特别是谷物生产。农民把谷物生产出来，把它们交售给国家就算完成任务。因此，农民生产的产品单一，收入低下，农民的生活始终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上。“商品粮生产特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面貌，不仅要把农村地区改变成大规模的谷物产区，而且还要把它们变成以谷物和其他食品加工业为主线，实现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农业，最终达到经济发达、农民富裕的目的。

具体地说，“特区”的农业要以发展某种谷物生产为主线的同时，积极利用当地自然条件和农民传统的生产习惯，全面发展农、林、牧、渔各业生产，特别是要努力发展当地的名优特产。在积极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依靠合作社，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当地产品进行深度加工和一条龙销售服务，并以此带动整个特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举例来说，假设某个特区以稻谷生产为主。这个“特区”的产业结构应该以稻谷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主线，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整个服务体系。如在产前阶段，种子公司或合作社会按照当地的条件和需要，引进、研制和生产出符合当地条件的优质、高产的稻谷品种。他们会在某个适合的地方进行制种，形成制种产业，并在全区以至其他“特区”推广。由于当地集中种水稻，因此肥料公司或合作社就可以根据当地的生产要求和土质，就地生产出符合当地生产需要的水稻和其他作物的专用肥料[18]，于是适用于水稻和其他作物生长需要的肥料厂就会在特区出现。由于谷物种植规模的扩大，以往在小规模农业条件下无法使用的较大规模的机械设备，在特区内也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因此农业机械厂也会在当地发展起来。在产中阶段，围绕着翻地、土地平整、播种、中耕、除草、杀虫、收割、干燥、仓储等服务行业就会应运而生。于是，有关的公司和合作社也会迅速发展起来。在产后阶段，围绕着稻谷的加工和最终产品的销售还会诞生许多服务公司和合作社。此外，在特区内，围绕着稻谷生产和加工，还会发展很多产业。例如，在特区内，为利用大米加工过程中的副产品，如碾米后的麸糠和酿酒后的酒糟等副产品和一部分质量较差的大米或加工后的碎米，以及其他粮食，可以发展以粮食为主要饲料的猪、家禽饲养业。

顺着猪和家禽饲养业的发展又可以发展和延伸出几条很长的牲畜屠宰和副产品加工产业链。畜牧业应该成为特区的又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按照各国的经验，凡是重要的谷物产区，大都也是著名的畜牧产业带。粮食产区不仅可以发展猪和家禽饲养业（如丹麦发达的谷物生产使这个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猪肉出口国）而且还可以利用粮区的作物秸秆和田间地头种植的牧草，发展奶牛和“架子牛”。待“架子牛”生长到一定程度，可以把它们送往牧区育肥，等等。可以想见，“特区”将围绕着谷物生产逐步发展成以谷物加工为主体的加工业体系，于是“特区”经济也会由此起步，逐步走向繁荣和富裕。

□“特区”社区将发生巨大变化

在大部分人口移居大中城市以后，农村人口只剩下少数；而在少数的农村人口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将转入乡镇，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留在农村种地，因而农业经营规模会有较大幅度的扩大。因此，包括乡镇在内的农村社区将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在大部分农村人口离开农村以后，有些地方由于土地生产力过低或由于地方病及水土环境不宜于人类生存等原因，应将那里的农民迁移到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使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劳动实现致富的目标。

其次，由于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许多农民为减少去田间劳动来回路上的时间，他们会把自己的住房建在靠近田地的地方，或者干脆建在自己的地里。但是，由于我国耕地太少，因此乡间村落依然会存在，但是由于农民回乡条件较好的地方集中，而使村落的人口密集程度会比目前大为降低。

再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上轨道，无论是公司还是合作社都会考虑到经营成本问题，因此会把一些储藏、初加工等设施就地建在交通方便的产品集中产区。换句话说，农村地区也会出现许多为农业服务的企业。

最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种为农业服务的企业或合作社会迅速发展起来。为方便向农民提供服务，他们会把各种服务机构建立在靠近农村的乡镇地区。同样，一些为周围农村居民服务的机构，如中小学校、文化娱乐场所、商店、银行等公共服务机构也都会集中在这些地区。最终，乡镇会逐步发展成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心。

□“特区”农村将率先建成“生态文明村”

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仍然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由于人多地少，产业结构单一，许多农村劳动力在完成少量的田间劳动以后，往往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者众。不久前，国内广泛流传着一则顺口溜：“十亿农民九亿赌”。形象地说明了我国农民精神生活的贫乏和农村落后的现状。

可以预见，在大批农村人口向外转移和农业经营规模扩大以后，农村面貌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随着农业规模的扩大，过去小规模农业中无法应用的科学技术有了用武之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应用。然而，只有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能正确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否则，就不可能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农业已经不再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天地，农村也不再是无业游民的乐园了。农民必须努力学习和钻研文化和技术知识，才有可能尽快地致富。因此，在农村地区自然会出现一股“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这股热潮必将改变当前那种文盲集聚农村的局面。

其次，随着农村居民对于科学技术学习热情地增加，不仅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会更快地发展起来，而且一些民间组织（如妇女组织和青少年组织）也会活跃起来，组织妇女学习家政，美化环境，使农村美丽起来；一些青少年组织也会组织他们学习科学，热爱科学，热爱农业，为培养新一代农民做出贡献。

最后，由于整个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居民会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使得农村精神面貌发生根本的改变，从而最终有望建成生产发达、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新农村”，甚至成为人居环境良好的新型城市。

（五）“商品粮生产特区”与我国的食物安全

□“特区”的谷物生产与“食物安全”

无论怎么说，在谈论“食物安全”的时候，“口粮安全”是“食物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反复强调的，我们虽然不承认“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一说，但是却从不反对谷物对于人类及某些动物的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在研究商品粮生产问题时有必要探讨一下“特区”内的口粮生产问题。

△“特区”的任务是为国人提供“口粮”

首先，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笼统的“谷物”，而是专门指消费者食用的“口粮”和一部分工业用粮。这样提出问题，首先意味着我们把饲料和口粮分了开来。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国人“食物安全”中用“食用谷物”予以保证的那部分。一旦把饲料与口粮分开，饲料部分的解决思路就会很多，除了需要一部分谷物以外，更多的可以通过人工牧草的途径来解决。如果我们的建议得以实现，“食用谷物”中商品粮部分将主要可以由“商品粮生产特区”来供应。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商品口粮的压力必然增加；但同时，城市居民的口粮消费显著少于农村人口，因而食用谷物的压力又会得到部分抵消。迄今为止，关于未来我国口粮需求量的预测还没有权威、可信的说法。但是，为了有较高的“保险系数”，我们宁可把口粮的需求量设想得大一些。无论如何，“特区”与我国的“食物安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特区”生产的应该是谷物中的精品

既然“特区”主要是供国人食用的谷物，因此消费者对特区生产的谷物质量的要求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食物质量的要求不会停滞不前，而是不断提高的。例如，过去人们只要有大米、白面就感到心满意足了，现在他们对大米有更高的质量要求，特别是更高的安全标准，或根据不同用途要求消费各种优质的专用小麦。过去，由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不同品种的粮食往往混杂，生产优质谷物的要求无法满足，但是在建立了“特区”和农业生产规模扩大以后，这种要求就有容易得到满足。因此，“特区”的任务是生产谷物中价值较高的精品，否则就会削弱建立“特区”的意义。

不仅如此，消费者对于食物质量还提出了更新的安全要求。随着消费者对于环境污染和农产品残毒问题认识的提高，消费者也会对谷物安全质量（即无公害、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特区”急需优质高产的优良品种

一般地说，产品质量与产量往往是矛盾的，产量高的往往质量不高；质量高的往往产量低。例如，粳米的质量要高于籼米，因为粳稻的生产期要比籼稻长得多。但是，“特区”需要优质高产的谷物品种。只有优质的产品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只有高产的品种才能以最少的耕地满足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对口粮的需要。这就对农业科研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这一点讲，在“特区”建立以后，农业科研人员就有了更为明确的奋斗目标，更有英雄用武之地了。“特区”的建立把农业科研和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科研项目来自生产实践，因此研究成果也可以直接用于生产；反过来，生产需要的优质品种也可以直接委托科研部门研究、定向培育，解决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培育更多、更好的优质高产品种，对于“特区”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特区”供应商品粮的任务有加重的趋势，因此只有不断提高产量，才能把生产商品粮所需要的耕地减少到最低程度。因此优质高产品种的培育和推广，不仅关系到“特区”粮农致富的问题，而且也可以让更多的“特区”外农民更多地生产高价值产品而致富的问题。

□几个“商品粮生产特区”能够养活全国人民吗？

“特区”能否确保国家食物安全问题，主要取决于商品粮生产特区的定位。我们在这里把它们定位在为国家提供商品粮，是“主力军”，但并不要求它们提供全部谷物。我国农民出于他们对粮食的传统观念，即使政府免除了全部农业税（公粮），大部分农民仍会种一部分谷物供自己食用，因此政府无需为他们的口粮问题担心。即使有部分农民不种谷物，为数也不会太多，完全可以用农民之间的余缺调剂得到解决。另外，我们还把口粮和饲料粮分开，大大减少了社会对谷物的需要量。过去我们总以“人均400公斤”的标准提出谷物生产总量。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如果把口粮和饲料粮分开，仅仅供应居民口粮的需要，人均有200公斤就足够了。也就是说，全国的“商品粮生产特区”生产的商品粮只要按每个城市居民200公斤谷物计算就足以保证我国的食物安全（2003年美国全国人均只消费谷物及谷物制品89公斤）。即使按照我国人口顶峰时期13亿城市人口计算，全国需要的商品粮总数为2.6亿吨。如果我国的谷物平均单产达到目前美国的水平（2004年6.82吨/公顷，比我国的5.19吨/公顷高出31.4%），需要3812万公顷（合5.72亿市亩）播种面积。如果考虑到科技力量的充分发挥，我国的单产能达到2004年荷兰的水平（2004年8.33吨/公顷，比我国单产高出60.5%），只需要3121万公顷（合4.68亿市亩）播种面积。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可能的。

实际上，我们建议的“特区”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必然要经过若干个阶段，才能最后形成。也就是说，随着经验的积累，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一些地方条件的成熟，“特区”的规模可以逐步扩大。在“特区”建立后，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随着广大牧区的乳肉生产以及其他食物生产的发展，各种谷物的生产特区也需要进行及时的调整，等等，最终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确定特区的总规模。也就是说，根据社会对商品粮的需求，逐步扩大和调整“特区”面积，相应地收缩“特区”外的谷物播种面积，谷物生产不足的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建设商品粮生产特区，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只要政府对特区给予足够的支持，在特区谷物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家的粮食安全不但不会受到影响，而且会有助于国家实现“食物安全”。

□结论：我国的“食物安全”是有保障的

上面我们讨论的是，从谷物这个角度如何确保食物安全的问题。但是就“食物安全”而言，它涉及的食物除了谷物以外，还包括肉类、蛋类、奶类、鱼类及其他水产品、水果及干果、蔬菜及瓜果类，甚至还包括山珍海味。所有这些产品都能让人吃饱，并给人以营养，都属于“食物”之列。尽管谷物在“食物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上述食品在“食物安全”中不能缺少。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产品（特别是肉、蛋、奶、水果、蔬菜等）的地位还会逐步提高；随着这些产品地位的提高，谷物在“食物安全”中的地位就会相对降低。因此，研究“食物安全”的安全程度，不仅要抓谷物生产，而且还要抓紧这些产品的生产。

从谷物的角度讲，我们按人均200公斤计算的口粮是绰绰有余的，而且随着其他食物的日益丰富，谷物的需求量将会有所下降。

在我国，谷物以外的食物生产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生产的肉类大约九成以上来自农区，基本上是使用粮食喂养出来的猪肉和家禽，来自土地面积几倍于耕地的草原和牧区的肉类还占不到一成。特别是在世界各国肉类消费量中比重最大的牛羊肉的产量仍然很小，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南方的草山、草坡和边角地头发展人工牧草；在北方全力改良草原，发展人工牧草，该放牧为围栏放牧或圈养，提高草场和草原的产量，我们定能生产更多的肉奶产品，这将对我国解决“食物安全”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从我国居民平均消费的食物来看，无论从其结构还是质量看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以美国为例，2003年全国人均消费的食物量如下：红肉[19]类50.8公斤（其中牛肉28.3公斤、猪肉22.0公斤）、家禽32.3公斤、鱼及水产品7.4公斤、蛋类14.8公斤、各种乳制品（按乳脂当量计算）268.9公斤、水果124.5公斤、蔬菜189.0公斤，以及谷物及粮食制品88.0公斤[20]。与美国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的牛肉和乳制品，以及水果和蔬菜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我们以为，只要我们能够不断地努力，我国的“食物安全”应该是有保障的，并且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国的“食物安全”程度还会有更大的提高。